陈白沙是“唯物主义者”吗?——与章沛同志商榷

<正> 陈白沙是我国明代中叶的著名学者,在我国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但是,应当承认,过去,我们对陈白沙哲学思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1958年至1959年,广东哲学界展开了一场对陈白沙哲学思想的专题讨论,前后近两年时间,发表论文近十篇,在讨论中,章沛同志认为陈白沙是唯物主义者,而大多数同志都认为陈白沙是唯心主义者。二十五年以后,章沛同志将他当年写成的、系统阐述他的见解的约二十万字的专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公诸于世,并且说他的观点仍然和二十五年前一样,“无须作什么改动”,这就不免要引起一场新的讨论。这个讨论,有助于我们对陈白沙哲学思想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索,从而进一步充实我国哲学史的内容。     

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辩证法吗?——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合二而一”一语,见于明末方以智所著《东西均》一书的《三征》篇。原文是这样的: “曰有、曰无两端是也。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有两端或两个办面,而两端或两个方面总是相“交”的,“交”.就是“合二而一”。根据最近王中、郭佩衡两同志所写的     

“一分为二”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吗?——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陈祖华同志在《关于“一分为二”》一文(《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多次谈到的‘一分为二’,都是指矛盾普遍性而言的”,“把作为矛盾普遍性的‘一分为二’代替对立统一规律,就意味着舍弃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同一性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提出来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吗?——和林木同志商榷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着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不同回答展开的。因此,分清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     

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吗?——与马正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4年第10期,刊载了马正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的文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是带有原则性错误的。这里,仅就利润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一、不从无产阶級政治出发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任务马正同志的文章中,把所谓“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     

哲学的基本问题过时了吗?——与雷永生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雷永生同志的文章《论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变》一文,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古代、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并没有过时。     

按劳分配“五大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吗?——与张庆仁同志商榷

张庆仁同志在《按劳分配是一种假说》(《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二期)一文中坚持认为按劳分配规律面临“五大矛盾”而不可克服,因而它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假说”。我认为其论难以成立。 一、不同的劳动可以交换 张文认为“不同质的东西,在量上是不能通约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是不同质的     

形而上学是一门科学吗?——与肖君和同志商榷

从黑格尔以来,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反辩证法静的同义语,这是早已成为定论的了。近几年来,有人却认为,形而上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门有存在价值和生命力的科学。这种见解,以肖君和同志在《学术研究》1983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形而上学的     

折旧基金是积累基金吗?——与刘礼欣、田椿生同志商榷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贯彻执行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促进对现有工交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合理地提取、使用和管理固定资产折旧基金。今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礼欣、田椿生两同志《管好用好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的文章,正确地指出了“折旧基金要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并提出了改进折旧     

逻辑学的对象是语言吗?——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李先焜同志撰文提出是语言而不是思维形式。我则认为逻辑学的对象是思维形式而不是语言。 我们认为,说研究逻辑必须研究语言,甚至说逻辑直接研究的是语言,这本是对的.因为思维和语言是密切联系、互为依存的.浯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存在和表现。因此,逻辑学要总结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必须研究语言,只有透过语言才能“捕捉”住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特别是逻辑学的创立阶段,人们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本来茫无所知,人们更是只有通过语言去探索。但是,逻辑学研究语言和语言学研究语言不同。后者研究语言在于总结语言(形式)的规律,而逻辑学研究语言,则在于透过语言总结出思维(形式)的规律。另外,逻辑学一旦透过语言总结出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以后,就可以撇开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当然,逻     

社会主义产品成本是其价值吗?——与陈乃圣同志商榷

<正> 陈乃圣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6期发表了题为《浅议社会主义产品成本的内容》一文,主张"社会主义产品成本既不是c+v,也不是c,而应该是c+v+m".我们对陈乃圣同志的这一观点不敢苟同,特写此文商榷.陈文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产品成本应该以劳动耗费来计量,而不应该以贷币支出来计量,以货币支出来计量,成本的内容是c+v,而以劳动耗费来计量,成本的内容就是c+v+m.其实,以货币支出来计量,还是以劳动耗费来计量,这只是形式,不会改变产品成本的内容.陈乃圣同志之所以主张用劳动耗费来计量产品成本,其内容就是产品价值,其症结在于没有把握住成本耗费的主体,即产品成本耗费于谁的问题.     

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

坚毅同志在《“一分为二”需要“一分为三”补充》(见《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二期),《再论矛盾“一分为三”》(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二期),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划分看“一分为三”命题》(见《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中提出“一个矛盾是由三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论题,叙述了矛盾是“一分为三”、“鼎立统一”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坚毅同志商榷。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专名不表达概念”吗?——与张尚水同志商榷

张尚水同志在《关于专名》(见《逻辑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对专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张尚水同志认为专名不表达概念,本人却不敢苟同,现把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张尚水同志及逻辑学界的同仁们。张尚水同志在文章的开头把讨论“专名是否表达概念”的问题变为讨论“专名是不是概念”的问题。张尚水同志认为这两者是等同的,因此,     

艾布拉姆斯是“新批评”吗?——与陈晓明教授商榷

艾布拉姆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论家,国内学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其著作进行了译介,他的批评理论尤其是文艺理论“四要素”——“宇宙”、“受众”、“作品”、“艺术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遗憾的是,陈晓明先生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一文,对艾氏的身份定位、批评理论等关键性论述,还存在着不少可商榷的地方.因此,厘清艾氏的“身份”定位以及其批评理论之旨趣等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加深对艾氏批评理论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艾氏的研究打下基础.     

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吗?——与汪旭庄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經济学界在闡述农业是国民經济基础的原理时,往往引用馬克思提出的“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論点,作为分析問題的理論依据。但是,大家对这个論点的理解却不很相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它解释成为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旭庄同志。他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期間,先后发表了《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和《論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相互結合的規律》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是把生产超越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产品的劳动視为“农业剩余劳动”,并把农业提供給共     

阶级是纯粹的经济范畴吗?——与戴清亮同志商榷

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为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阶级?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常识,似乎人人都已懂得,其实不然。我们认为戴清亮同志的《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一文的一些观点,就很值得商榷。他认     

警幻仙姑是“儒家伦常观念”的“卫道士”吗?——与朱炳荪同志商榷

<正> 《上海文学》1983年6月号发表朱炳荪同志《谈文学作品的启悟主题》,读后虽受到不少启发与收获,但对文中有些提法感到有商榷研讨的必要。这主要是该文提出《红楼梦》的启悟主题是宝玉对人生奥秘的“本能的向往”、“寻索自我人格”,特别把警幻仙姑说成“儒家伦常观念”的体现者,是“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卫道士”,都是笔者不敢苟同的。下面谈些不成熟的哲法。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吗?——与于凤村同志商榷

于凤村同志在“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一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1)“个人必要价值”与“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2)“公共必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认为这些论点是值得讨论的,特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于凤村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