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论人际关系的矛盾两重性思想

中国儒家从孔子开始思想上有个特点,就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把人看成是群体分子,以伦理、政治为轴心,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学术界对这种思想如何评价,意见颇有分歧,我认为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两重性矛盾。下面谈点个人看法,以供讨论。 一 “仁”学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核心,也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仁”字在《论语》中出现最多,虽然涵义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有关“人”的界说。《中庸》说:“仁者,人也”。孔丘往往把“仁”作为人的完全人格的代名词。有完全人格的人,他称为“仁人”。由于“仁”的字形结构,许慎的《说文》解释为“从人,从二”。《礼记》郑玄注认为“仁”是“相人偶”之意,即用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孔子的“仁”,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     

差异与矛盾问题提纲

一、我国理论界在差异与矛盾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焦点在于“差异就是矛盾”这一命题能否成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反对者把这一命题称为“等同论”,即把差异等同于矛盾.他们说,毛泽东历来不同意“差异不等于矛盾”的看法,1937年9月在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指出“差异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可见他主张差异等于矛盾. 其实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他在《矛盾论》中批判德波林学派时是这样说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     

浅谈《窦娥冤》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十三世纪,关汉卿和他的同辈创作了大量的杂剧,使之成为元代文坛上无与匹配的骄子,把中国的戏剧发展到一个完全成熟的阶段,对后来的戏剧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关汉卿尤以他非凡的天才和大胆的艺术实践,博得“领袖”和“师首”之称。(贾仲名《凌波仙·挽关汉卿》)但是,也有一些封建文人囿于他们狭隘的艺术偏见,对关汉卿的艺术才华不可能充分认识,甚至将其说成“琼筵醉客”,排为“可上可下”之列。(朱权《太和正音谱》)然而,他的那些艺术珍品如熣灿的环宝,透过蒙盖在上面的灰尘,一直放射着夺目的光彩。《窦娥冤》就是关汉卿众多的杂剧环宝中的一颗最为明亮者。百多年前,就有     

《金瓶梅》中的“达达”考

<正>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于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人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说的一个论据。     

论《在酒楼上》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

一 《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等篇章,是鲁迅集中地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的艺术结品。《在酒楼上》又是这种探索的开端。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狂人”,无疑也是一个受过封建主义教育而又发出了叛逆呼声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间,早已出现过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显然不在于探索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而是要剖析和鞭挞封建伦理制度的“吃人”的实质。“狂人”这种揭露性的呼声确实是震聋发聩的,不过由于“狂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可能冲出这个将他禁锢起来的家庭,他在这个封建家庭中所受的折磨和迫害。必然注定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因此不存在进一步探索他的道路和命运的问题了。 至于《呐喊》中的《孔乙己》和《白光》,则是描写孔乙己和陈士成被封建主义制度腐蚀掉灵魂的故事,他们实质上也是被这个制度所“吃掉”的无辜的牺牲者。他们都曾专心致志地想沿着封建制度所规定的道路去奋斗,希望能够在应试科举时侥幸获胜,挤进封建统治者的行列,然而他们毕生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鲁迅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批判了他们那种陈腐和卑微的思想感情,然而对他们悲惨的结局却都表示了惋惜。他通过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描绘,十     

船山论“正统”

<正> (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史学跟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环绕“正统”的争论,才历代不已。 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正统”问题十分注意,而且因应他所处的时局,藉论“正统”而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船山反对谈什么正统不正统。日人内藤虎次郎在他的《支那史学史》第九章<述正统论>一节说: “《读通(钅监)论》的著者说,这类事不值一提,故关於正统论,书中不置一言。 国人魏应麒也接受这种看法,说船山“不作正统之妄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论“史统”一章,一方面将王船山归入“不持正统     

知识分子与自身的价值

一、哪些人是知识分子 《辞海》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与这种说法相近的是《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显然,上面这两个定义都过于宽泛,首先,脑力劳动者的构成已经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日益复杂化,比如军事指挥家和国家行政官员,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但不属于知识分子;其次,“一定”     

《解老》、《喻老》篇不出韩非手辨

最早提出《韩非子》一书中的《解老》、《喻老》两篇不出自韩非手的是容肇祖先生。他引《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的议论以后说:“《解老》、《喻老》是解释微妙之言。韩非一人不应思想这样的冲突,可证非彼所作。”意即不出自韩非之手。他又引《解老》篇与《淮南子·原道训》两书思想类似的段落以后,推定《解老》、《喻老》篇出自西汉道家田生之手,郭老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但在他的《十批判书》中也说:“《解老》     

中国古典悲剧论

中国悲剧理论的诞生,理应是在有了悲剧这种文学样式之后.宋元时期,中国戏剧产生并兴盛了起来,中国悲剧也随之产生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只是人们还没有明确地以“悲剧”一词冠之.“悲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引进的.但并不能就此说,此前中国的古代就没有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乾隆58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曾与乾隆一起观看戏剧演出.他在他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说:“戏场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马嘎尔尼用tragedy一词,明确指出中国戏剧中是存在着悲剧的,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悲剧是符合当时一个普通西方人的悲剧观念的.中国悲剧发展到清代是承继了前代悲剧的传统的.面对这一文学形式的存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只是他们对悲剧常冠以“怨谱”、“苦戏”、“哀弦”等名称,而且也没能形成蔚为大观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悲剧理论体系.我们只是在他们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中窥见星星点点.     

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学分析

在晚清同光之际,多角度多层面的中西比较研究已经在中国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中展开,认知空间的扩展使人们思绪跌宕,一系列新的理论形态也随之而出,诸如“中体西用”、“西学东源”等等。其中“泰西近古说”是一株引人注目的新芽,在一部分人中颇有些影响,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几种“流行色”之一。“泰西近古说”的观点散见在晚清一些中西比较研究的文章中。1881年9月,上海《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泰西风俗近古说》的文章,对这种观点做了专门的阐述:“就富强与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与发展概说——从原始到唐代的刘知几

一般认为,中国史学批评始于唐代刘知几《史通》。如杨东纯著《中国学术讲活》说:“刘知几是中国史学批评的初祖。”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史通》不是“横空出世”的,在它之前,古代史学批评曾经有过漫长的萌芽与发展时期。     

欧阳修籍贯考实

欧阳修的籍贯 ,《醉翁亭记》结尾已明言为“庐陵” ,《宋史》本传也说他是“庐陵人”。但一具体化 ,问题就来了 :一说为“吉安” ,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又一说为“吉水” ,如《辞海》 ;还有一说为“永丰” ,如《历代名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 ,还是     

读《〈九歌·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

读了龚维英同志的大作《〈九欧·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有些疑问,写在下面,请龚同志和读者指正。龚文说“东君”是祭朝霞女神,根据的是外国的神话传说。这种论证法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外国神话传说各有体系,不宜互证。如中国有“女娲炼石补天”之说,外国便没有;外国有“朝霞女神是太阳神的侍婢”之说,中国也未必有此说。退一步说,就算中国也有;可是说《东君》只祭祀“侍婢”,而不祭祀主人,未免“尊卑易位”、“本末倒置”。     

千古哲人贾宝玉

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中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在《<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又说:贾宝玉看见了“很多死亡”和“不幸”,因而形成“大苦恼”。(《鲁迅全集》第八卷第一四五页)《红楼梦》写了八九百个人物,重要的不下四五十人,为什么弥漫贾府的悲凉之雾只有宝玉不但呼吸到了,而且领会了呢?为什么人人皆     

如何评价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理论?

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本世纪初。其代表人物,首推王国维,次举蔡元培,他们是奠基人。王国维(1877—1927)作为中国近、现代交替期间的著名学者,主要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但在美学上也有很大功绩和特殊贡献。1901年至1912年期间,他写了不少哲学与美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2)、《红楼梦评论》(1902)、《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古雅在美学上之地位》(1907)、《人间嗜好的研究》(1907)、《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2)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揉合成一套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游戏说”、“天才说”、“解脱说”、“古雅说”、“眩惑说”、“境界说”等一系列观点,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特别是“境界说”在我国美学界和文艺评论界的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我们评论文艺作品、进行文艺欣赏的审美标准之一。     

论《说文解字》的文字学成就──兼评对《说文解字》文字学成就的否定

《说文解字》的成就是任何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者所一致公认的。清朝著名学者王鸣盛甚至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说文解字正义序》）现代学者也普遍肯定《说文解字》是不朽之作。但是,学术界大多数人都只从字典学的角度来赞扬其价值,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作为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对后代语文学的影响非常之大”（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字书的兴起》。有的学者干脆否定《说…     

对《“四人帮”与青红帮》一文的意见

《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唐振常同志的《“四人帮”与青红帮》一文从几个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四人帮’与青红帮有着血缘纽带的关系”,读后很受启发。但文章援古喻今的某些史料,却用得不甚准确,下断也有值得商酌之处,其将晚唐杰出的政治家李德裕以附“四人帮”就是不很妥当的一例。 文章说:“唐朝牛李党争中李党之魁李德裕,是个搞朋党的老手,而自称不树党。他对文宗说:‘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李德裕无意间一语道破了封建社会朋党的实质。谈古证今,结论是‘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搞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     

试谈文气和刘勰的文气说

历代文论,必谈文气。《文心雕龙》论情析采,专著《养气》一篇。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刘勰既引用了此文,也赞同此说。文气这个东西,论者都认为存在,但又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不知其象,使后来读文论的人,迷离仿佛,不得其解。我对这个问题,也摩挲了累年,似乎得其畔岸,现在以《文心雕龙》为主,略加阐述,以供商榷。人天相副的哲学思维与文气说文艺思维是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说“人是宇宙本体的具体而微”,是历史上的一种哲学观点,它影响到和浸透入许多学术思维之中,文学也不例外。古人对于人和宇宙并不真正理解,但是他们将人     

陶渊明《闲情赋》的评价问题

在现存陶渊明的诗文中,《闲情赋》是一篇思想和艺术都比较复杂的作品,引起后人颇多的争议。主编《文选》的萧统认为它蹈袭了汉赋“劝百讽一”、“卒无讽谏”的窠臼,视为陶集中的“白璧微瑕”。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甚至将它归于“丽以淫”的“词人之赋”,说它“轻薄淫亵,最误子弟”,是一篇包含“邪心”的“情赋”。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起来发难的是苏武,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     

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中国法律教育之路》是一本论文集，所收集的8篇论文(此外还有两篇散记作“补编”，以及文献目录等等)被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观察”和“中国传统与近代变局”。从这些论文所讨论的主题看，《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大体上说的中国法律教育在过去走过的历程和未来可能或应当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