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从人口红利期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效应开始减弱,从2010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开始逐年放缓。选取总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测度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人口红利期结束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研究发现带来的挑战有:经济增长的减弱、需要更长时间来完成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急需转型。而人口红利期结束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机遇有:少儿及老人消费市场的扩大,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更合理,劳动力数量减少、经济增长转型期就业压力减小。我国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工资上涨与生产率增长同步,保证经济的增长势头,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好基础。     

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建立人均收入、人均物质资本和总抚养比三者的计量模型,利用1987—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理论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研究河南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长期,总抚养比对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人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总抚养比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比物质资本投入大;在短期,抚养比变化并未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中国应着力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已趋于终结,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步衰减,将来要想为经济高增长提供人的支撑,就必须转向二次人口红利开发,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借鉴美欧日韩等国家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经验,我们发现,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延长义务教育,强化职业教育,矫正高等教育,优化在职培训,加强健康保护,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     

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加速相伴随。在人口老龄化前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四十多年,得益于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从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迁的不可逆性,只有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才可能实现富裕与老龄化的同步,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升级人口红利,从而促进经济升级,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等方式又能填补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增长缺口。因此,"人口红利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同步螺旋式升级,两者相互促进,成为后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增长动力。     

陕西“人口红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人口红利"的发展和吸收与当地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通过对陕西省人口红利现状、特点及不足的分析,指出开发陕西"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希望借助"人口红利"的影响,能够推动陕西的经济迅猛发展,帮助陕西实现"三强"目标。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年鉴1992-2012年间的地区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固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老龄人口抚养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增长率显著阻碍经济增长,而且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同样具有非线性关系.从时间发展上来看,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龄人口抚养比对我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明显小于上世纪的最后10年;从区域划分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弱.另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高越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趋缓背景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以福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人口红利,福建省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关系到福建省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福建省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从人力资本的积累、产业结构的转型、劳动力的流通、就业机会的创造等方面着手,促进福建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