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博弈分析

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是在国共联合抗战的背景下,在双方有限合作的基础上,国内各派政治势力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改善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但由于国共合作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决定了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抗战时期的广西农村合作事业

抗战时期,广西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农村合作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加强了广西地方政权建设。     

论抗战时期毛泽东统战思想与南方局的统战实践

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统战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使命,在国统区创造性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丰富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为新中国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评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工业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也促进了国营工业的发展,并对民营工业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工业统制政策作为抗战时期的非常措施,在战争前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之产生的弊端也加剧了抗战后期工业生产的危机。     

抗战时期安徽国统区的反腐运动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为巩固自身统治和动员民众抗战,大力整饬吏治,通过加强巡视制度、发动民众检举、规范办案程序、加大惩处力度等方式力图整饬吏治和肃清贪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污腐败行为。但新桂系未能消除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发动民众检举的运动式反腐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不可能真正遏制贪污腐败现象。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合运动中的技术改造

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技术方面面临困境，制约了其发展。工合采取了多项措施：健全工合行政，引进技术人才，设立研究试验机构，进行技术训练等，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问题，而且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几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民主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陕甘宁边区政权属于什么性质的政权即国体,这是研究陕甘宁边区政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国家政权的质的规定性。处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阶级基础是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各个抗日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国民党人士参加政权。于是,有人提出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否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陕甘宁边区政权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毛泽东说过:“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的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①新民主主义政权,新就新在有先进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     

民国时期甘肃的新型商业组织形式

民国时期甘肃省商业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抗战时期有较大发展。传统商业组织有个人独资、合伙出资、合营等几种形式,其大宗商业为水烟、羊毛、药材输出和茶叶、布匹、杂货输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计对甘肃投入大量资金,再加上沦陷区人才的流入,大量军队云集使得甘肃商业有了较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商品种类的增加和私营商业的繁荣上,而且在经营模式上出现了新的商业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和农村合作商业。以甘肃省贸易公司为代表的新型商业组织为抗战时期甘肃的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授权资源委员会对特种矿产实行了统制。通过对特矿的统制,国民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特矿产品,以此为抵押获得了外国信用贷款,通过易货贸易从国外换回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进行重工业建设的机器设备,还用特矿收益进行了重工业建设,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资源委员会对特矿的统制,也损害了从事特矿生产经营的矿商、矿工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特矿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