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的人文精神研究

“人文精神”是中国学术界近二十年来的热点话题。这场持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文化有无人文精神、中西人文精神的异同、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论争的主题是人文精神是否失落与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研究的视角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问题的展开注重学理和实践的结合。     

学科化知识建构中的中国女性社会学

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知识建构来源于三个途径：对西方女性社会学的学术成果借鉴,从港澳台女性社会学研究中得到的启示,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以往学术探索的凝练。中国大陆女性社会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逐渐深化,21世纪独立学科诞生的历史过程。中国女性社会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独立学科,需要大力发展。     

中国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焦点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构主义思潮对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有学者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介绍和研究。从对中国大陆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的词频统计分析来看,近20年来中国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文本的意义、译者主体性、文化因素和建构等五个方面,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在接受和质疑的争论之中不断深化,趋于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研究是当代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的哲学主题。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介绍和评述性的研究,而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结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低谷与崛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轨迹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市场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走出低谷,进入稳步发展的时期.     

传播学的发展

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传播学首先产生在美国,在那里得到了迅速发展,然后传入到欧洲及其他各地。目前,传播学研究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学派,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引进阶段、受挫阶段、发展阶段。     

21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扫描

中国新闻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从20年代到90年代,取得了三次突破性的进展,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了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本文对近几年学术界的媒介史研究、报人新闻活动以及思想、媒介经营与管理方面、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了文献综述,以期对21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概况进行一次扫描.     

20世纪中国训诂义训法研究演进及概况

义训法研究是训诂学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我国训诂学义训法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40年代的开创阶段,对义训法的定义和分类都比较粗疏、零乱、芜杂;二是70～80年代末的发展阶段,定义和表述更加通俗明确,但仍嫌粗疏,不够科学,分类也不全面;三是90年代以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为代表的渐趋完善阶段,该书所建立的义训法体系全面、系统、科学,独树一帜。综观20世纪我国义训法的研究,走过了一段从粗疏到严密、从零散到系统、从芜杂到科学的发展历程。     

陕北历史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陕北自古以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单元,历史的复杂性、文化的多元性,使得陕北的民风民俗特色鲜明。根据20世纪以来关于陕北历史民俗文化的研究情况,陕北历史民俗文化的研究可分为20世纪30、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目前三个不同时期。对陕北历史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其研究状况在不断走向繁荣,并且学术水准越来越高。     

颠覆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女性群体形象之研究

在当今中国女性研究领域,女性群体形象一直是东西方学界共同关注的主题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些较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文章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英文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并与大陆女性研究进行比较,以期从女性群体形象的角度探讨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在理论立足点、学者性别构成、选题等方面的异同.     

新旧网络媒体对非物质文化传播效果的比较分析

多类型媒介输入和输出的交叉环境中,非物质文化传播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通过选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有代表性的 省级、市级非遗网站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收集整理。通过新旧网络媒体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效果分析,认为相对于PC端 网站,移动端更具有传播优势和更能满足网民需求偏好;新媒体的移动性、碎片化,灵活性的特点对非物质文化传播效果更明 显。此外,新闻媒体的关注、运营主体、文化主题也会影响非物质文化的新旧网络传播效果,认为市场化运营,个性化需求和强 关系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是非物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中国国家形象新媒体传播的问题与对策

新媒体技术促使国家形象传播变得更加多元化,然而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存在不少问题:对内传播多且对外传播少、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曲解与误传、不善于利用新媒体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媒体占据着世界传播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新媒体对外传播国家领导人形象的意识不够、国内与国外新媒体之间的联系受到一定的限制。分析表明:充分利用新媒体病毒式传播方式,加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重视传播的国际化视角,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大胆邀请外国媒体,多渠道宣传中国形象;多借助新媒体渠道进行对外传播国家领导人形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巧用新媒体,掌握对外传播的舆论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高校德育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高校德育研究非常活跃，为了全面了解高校德育研究现状，依据所检索和查阅到的资料，对此期间我国高校德育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行了分析和述评。     

认知语言学理论与中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从20世纪8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的诞生,到1990年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成立,再到本世纪十年来认知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研究,表明了认知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为我们展现了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综述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研究这一课题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分析了其研究范围、相关课题、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     

我国生态社区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区概念由欧美传入我国,掀起了我国研究生态社区的热潮。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我国生态社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社区建设的内容、国内外生态社区建设的实例、我国生态社区指标体系建设、我国生态社区的建设途径等4个方面。本文对这些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提供一个国内生态社区研究现状的整体轮廓。     

国内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研究:现状与思考

作为当代语义学的一种新范式,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于1972年由波兰语义学派创始人安娜·威尔兹彼卡提出.国内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2014年,我国学者发表相关论文达五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初步建构起一套独特的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研究体系.从NSM的本体研究、与其他语义学理论的比较、语义解释力、批判性评价、应用研究等五个方面回顾了20年来国内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研究的概况,指出了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众多国际组织先后关注此问题,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但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我国学术界和立法界关注此问题的时间较短,基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近几年形成一个研究高潮。本文仅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概况作粗浅的介绍。     

中国小妞电影的女性主义色彩研究

小妞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好莱坞的一种电影类型.随着中外电影的交流和发展,小妞电影开始逐渐走入中国市场.本文主要从女性性别特质的反映、女性自我价值的肯定、女性情感的自由追求及两性关系平衡的探索四个方面来分析小妞电影在部分观众中走红的原因,旨在使观众更理性地看待小妞电影的女性特色.     

近年来国内翻译教学改革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教学改革成为现实的问题。这轮改革在翻译教学定位、培养目标、培养方法、培养手段及教材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这些新思路将会促进我国翻译教学的繁荣,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翻译人才。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omen’s Education on Fertility in Low-Fertility China

Despite pervasive evidence of more educated women having lower fertility,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education reduces women’s fertility. This study presents new evidence of the causal effect of women’s education on fertility from China, where fertility has remained below the replacement level since the early 1990s. To account for endogeneity, the study exploits the timing and varying intensity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s exogenous sources of increase in women’s education. Using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2012), findings show that each year of women’s education induc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by 10%.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marginal effects, each additional year of women’s education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by 0.14, de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no children by 3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two or more children by 4 percentage points. Two mechanisms driv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ducation: first, education does not cause an increase in the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second, among ever-married women, education increases their demand for 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other low-fertility develop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