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但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要求,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外部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国民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著增强,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外交发展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内外合力、扩大交流”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四个历史阶段,旨在系统梳理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尝试回答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代课题。     

肯尼迪政府对华和平演变政策及中国的反应——以人权外交为中心

和平演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肯尼迪政府时期是实施这种政策的重要阶段。文章从介绍肯尼迪对华和平演变思想入手,重点论述了他以大陆逃港者这一所谓"难民问题"为由对华采取人权外交,试图挑起中国内乱,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正是由于肯尼迪政府依旧采取对华敌视态度,加之中美两国对人权的不同理解,肯尼迪尽管有改变前任僵硬对华政策的考虑,但两国紧张关系却未能明显缓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儒家文化内涵——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宝贵精神来源。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涵盖领域众多,其提倡的"仁者爱人""先义后利""克己复礼""和而不同"等思想理念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当前,中国外交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理念都可以在孔子思想中找到源头,将孔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更好地推动中国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971年日本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出台始末

第25届联大后,佐藤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佐藤始终坚持以美国意见为导向,以保住台湾为目标,但由于中美缓和、美台博弈以及政权内部意见纷争等因素纵横交错,致使新政策久拖难决。最终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佐藤选择了追随美国、以首相裁定决定日本充当美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联合提案国。佐藤此举固然维持了日美、日台关系,但同时也背离了世界潮流,错失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良机。     

1951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会否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初探——以国际法为视角

欧洲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以三根支柱为核心的欧洲联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其第二根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二元主义倾向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     

试析1933-1937年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均势外交——以苏联因素为中心

1933-1937年,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对日、对华政策上保持克制,不公开刺激日本,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有限地促进苏联力量的增长,利用苏日矛盾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此举就是要在苏日之间精妙地玩弄平衡,以此推动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使美国得以实现其门户开放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在表面静观其变之中又存在着积极影响远东局势的因素,其实质是"均势外交"。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

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通过延期讨论和联合国"重要问题"处理办法,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代表权,"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此产生.出于联华抗苏战略考虑,尼克松上台后亟需缓和美中关系.1969和1970年,他有意释放出一些对华和解信号,但因国内外牵制,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仍沿用"重要问题"案,然而改行类似"一中一台"策略的讨论却在加紧进行.1971年,美国正式决定采取"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国加入联合国并进入安理会,同时保留台湾当局的联大席位.其间,美台有过激烈交涉.随着第26届联大否决"重要问题"案,通过"阿尔巴尼亚"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美国苦心经营的"双重代表权"案根本就未能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新中国对西方政策探源——以对美英政策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西方国家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政策。在"一边倒",的前提下,新中国决心"另起炉灶",而美国则坚持要求新中国继续"履行其国际义务"。中英关系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英国"门内留一只脚"的政策使其与新中国存在着发展关系的可能性。由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既定的外交方针,中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实现建交具有必然性。     

关于代表权的法律思考——以公司法人为例

现代公司对社会生活影响重大,建立独立的公司资产代表人制度已成为公司在新的条件下发展的关键.文章通过对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代表关系的理性分析,以代表权理论为基础,构建代表权制度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初探--以国际法为视角

欧洲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以三根支柱为核心的欧洲联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其第二根支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二元主义倾向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     

1961年美英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延期审议”方案在联合国难以为继。就在此时,英国在1961年改变了原来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反对美国的“延期审议”方案,而且公开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切需要英国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因此,美国在政策调整时不得不与英国充分协商。通过这种协商,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微博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初探——以拜登访华为例

公共外交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结合催生了网络公共外交,这一有别于传统外交的新的外交形式,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外事中去。微博作为一个新生的信息交流平台。有着大众性、发布信息门槛低、“核裂变”式传播、“先声夺人“的时效性等特点,成为实现网络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历史得失与政策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外交方向,其中政党外交发挥着特殊作用。本文回顾了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南亚政党外交的历史得失,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东南亚国家特殊政党政治生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并从政治观念与国家利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制度化途径与领袖魅力等三组平衡关系出发对中国同东南亚的政党外交提出政策建议。     

新中国动画教育考记——以苏州美专为中心的考察

苏州美专是新中国动画教育的第一块基石,其学产相结合的方法既培养了教师的实践研究素养,也让学生经受了实战锻炼,又解决了实验设备的经费不足问题,促使处于启蒙阶段的动画教育迅速成长起来.苏州美专动画专科尽管只办了一届,但就是这一届学生与苏州美专的校友形成了日后的“中国动画学派”的骨干力量.他们开创水墨动画、木偶片、剪纸动画等片种,演绎了那个年代的辉煌,对中国的动画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国家形象外交初探——以2000-2008年美国国家形象外交为例分析

国家形象与外交具有相关性。国家形象外交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形象作用的凸显。不同的外交主体和外交对象的组合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形象外交形式：官方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者发挥不同作用,共同塑造着国家的形象。文章以2000—2008年美国的形象外交为例分析了这三种外交形式的作用机制。     

试论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

在梳理并重新界定“民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从这一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意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种民意外交影响力的增强给中国公共外交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民国职业化外交成效的检验——以陈介外交活动为考察中心

职业外交官陈介的出现是民国近代外交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之一。在对外交涉上,陈介积极务实,多种策略的推进中国外交发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介的外交工作对民国外交运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从事外交工作对陈介的个人命运又产生很大的影响。陈介外交活动的价值在近代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彰显,二者互动明显。作为民国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之一,陈介的外交贡献也是民国政府努力推进近代外交体制的成果体现。     

中苏对立与中国外交——三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外交,也如中国的政治、经济一样,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中国外交得以摆脱苏联的束缚,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两国在外交上分道扬镳,却导致中国外交日趋激进,并于60年代后期发展到极端;而60年代中苏之间对立和对抗的升级又使中国领导人深感形势严峻,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联美反苏,终于使中国外交峰回路转,迎来了外交上的春天.     

晚清政府对胶州湾事件态度探研——以电奏电旨为中心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之初,清廷以速结教案的方式解决争端,电报是其主要的通讯手段,电奏与电旨的时效性与突发事件的紧迫性相结合,使决策得以快速实施。当速结教案不能解决中德争端时,清廷内部爆发了和与战的争执,电奏以其便利、迅捷成为大臣们表达政见、联络前线的有力武器。在德国拒不退兵的情况下,清廷利用电报联络内外,将以夷制夷的策略作为救命稻草,这却使清廷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最终导致外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