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手段模式的比较与反思

无论是英美等国把刑罚和行政处罚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还是日本以代执行为核心、以行政上的制裁等其他手段为补充的多样化强制手段,都反映了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即从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出发,尽量抑制直接强制手段的适用,循着间接强制的思路但又跳出传统的间接强制模式去寻求其他丰富多彩的强制手段,以更好地实现预期的行政目标。这一思路值得我国在设计行政强制手段模式时借鉴。     

论行政契约在低碳政策执行中的应用

基于行政法治和民权保障原则,低碳政策的实施应当选择恰当合法的执行手段,以平等协商和双方合意为基础并具有强制拘束力的行政契约.这种行政契约能够在达成低碳政策目标与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既有权利之间实现平衡,在低碳政策执行中具有传统行政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应当努力推广应用.     

行政强制过程中的人性化执法问题探讨

行政强制过程中人性化执法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中具体执法手段的创新,也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理念。所谓执法手段的创新是从微观角度关注人性化执法手段在具体行政强制过程中被采用所带来的积极社会效果;权力运行的基本理念是从宏观角度关注人性化执法在处理国家与公民之间发生利益纠葛时的"谦抑性"。社会生活实践中的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执法会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境,只要符合人性化执法两项基本要求的执法手段都是人性化的执法。     

构筑"以人为本"的养老保障体制——宪政语境下《社会保险法》的价值新探

《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为我国养老保障体制奠定了基本框架。应当承认,这部法律对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的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其确立的养老保障体制仍亟待改善。养老保障体制的完善应当遵循我国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要求．关键是要从“人的尊严”出发。确立养老保障体制中的国家义务本位,构筑“以人为本”的养老保障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向人权这一宪政主义终极价值理念的回归,也只有这样的养老保障体制．才是真正符合我国建设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历史大局要求的制度体系。     

论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保护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保障问题是多年来的热点。基于"理念—制度"两个层面的解决思路,应当确立平等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作为纳税人应当享有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弱势群体应当得到倾斜性保护的理念。在制度层面,"依居住地入学"的改革需要配套制度,应改革义务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和财政制度,并完善救济制度。     

论给付行政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给付行政是国家在新的时代一项新的职能,主要是通过授益性行政行为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实现,并依此推进社会的发展。给付行政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诸多关系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给付行政中有新的内容要求,并需要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予以保障。     

人权保障的关键路径探析:以韩国为例

在韩国人权保障事业的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国际人权组织、民主化、政府、第三部门。其中,前两者是外因和条件,而后两者是主要的推动力量。由于韩国"行政上位的行政与政治一体化"体制,韩国政党强烈地受总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从属于行政的性质。因此,韩国人权事业的浮沉同样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强烈。但在人权保障事业上政府也有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是由第三部门来弥补的。     

论人性尊严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以法国1995年"投掷侏儒"案为例

人性尊严是人权的最高价值,也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更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人性尊严倡导只有人才是终极关怀,人决不能沦为国家或他人的手段或工具。人性尊严逐步演变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后来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是贯彻该原则的制度保障。法国"投掷侏儒"案使人们认识到,法院可以不直接适用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通过发挥其司法积极主义立场去拓宽行政法中抽象条款的含义来维护人性尊严。     

略论政府与人权的关系

阐述政府与人权的现代含义 ,进而论证二者的关系 :人权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或应是人权保障的工具和手段 ,人权是或应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与人权的关系又具体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基于权力的扩张性和权利的易受侵害性 ,实现人权则对政府实施权力控制     

论行政诉论中的人权保障

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对人权的法律救济,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行政诉讼当中,公民权利对抗行政权力是行政诉讼的发起与动因,司法权力制约行政权力是行政诉讼的过程与性质,司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行政诉讼的结局与目的。要使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走向实然,必然赋予公民更大更充分的诉权,提升司法权的地位与实力,以及确立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行政诉讼对于我国宪政完善和人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中共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之比较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认识阶段,即毛泽东的"基本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基本矛盾—改革—创新的动力轨迹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历经艰辛,日趋成熟。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