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途径——“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立论

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学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还有出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实考虑。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考察。＂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是探索社会学方法本土化途径：从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角度厘清、总结＂中国国情＂;通过＂过程展现的策略＂探索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研究思路;创新是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有效手段。     

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份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 ,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社会的应用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社会学学科的引进国 ,只有经由本土化的途径 ,社会学才能在这些国家得以成长发展 ,社会学学者才可能获得在国际社会学界与社会学学科的起源国和发达国家的学者平等地对话、交流和合作的条件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再认识

以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再认识作为问题商讨的逻辑起点,在既定形态意义上,不仅仅是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综述性的解释,而是基于已有的特具学术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把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从历史形态出发,则需要继续遵循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适时转变已有的思维定势,从新的发展观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轨迹,从中可以窥探到,它既是一个引进、吸收、消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综合、转换、创新的过程。     

反思性转化与学科主体性建构 ——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百年发展的历史考察

社会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但社会学本土化却是百年历史进程中受到持续热议、"争而未果"的核心议题.文章采用"社会史"的方法,结合社会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本土化进程划分为社会学传入时期的"强势植入与民族自省"、恢复重建后的"主动吸收与本土自觉"和新时代背景下的"通用规则与中国品格"三大阶段.通过这一历时性的考察,认为各个阶段的本土化因受限于特定时空脉络而呈现出差异性,但对当下社会学本土化的论争应回归到学科主体性这一内核上来,提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中国情境下的实践自觉和在中西平等的框架下发展学科主体性的建构路径.     

论“关系社会”国情中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途径

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关怀。"关系社会"是社会学方法本土化视角下最具方法论意义的国情之一。社会学研究的选题、调查现场的进入、调查研究的具体实施都必须考虑"关系社会"这一国情。这一国情中,社会学方法的应用过程就是在经营一个庞杂的社会关系,研究者与调查者的关系、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关涉到社会调查的各个环节。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途径有赖于在整个社会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对"关系"的敏感性,在各操作步骤方法方面考虑关系社会带来的利与弊。     

中国社会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之知识论探析

"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多年来备受中国学界关注,2018年谢宇与翟学伟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所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既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非片面追求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学者们加强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积累,深化对西方概念体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理解,并进一步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只有将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与经验相融通,我们才能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呼唤学术自觉:人口社会学本土化思考

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人口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与魅力。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社会问题,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中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构建本土化的人口社会学中距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意义上,人口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其特殊的内涵。而人口社会学者的学术自觉,则是人口社会学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     

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探究

所谓社会学本土化,就是让一种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恰到好处地和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种社会学理论在本环境的应用,并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因为文化上的差异,一个国家在进入另一个国家时只有经过当地环境地本土化过程才能使得这些社会化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理论起源国和理论进入过的社会学学者才能平等地进行交流和对话。     

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谱系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视角

郑杭生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郑杭生毕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其社会学中层理论是宏观社会学理论的下行与应用。基于一种理论自觉的高度使命感,郑杭生及其学术共同体立足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实践经验,通过一次次深入调研,对其宏观社会学理论开展应用、检验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学中层理论。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内在结构。理论自觉、理论建构与理论应用,是郑杭生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发展逻辑。开展郑杭生中层社会学理论谱系研究,对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社会学的日常化建构与知识实践——岭南地区早期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岭南地区院校进行了大量社会学的知识实践,嵌入早期社会学社会调查和平民化、大众化取向的浪潮中,形成“到民间去”的研究风格,是学术日常化的建构,与知识社会学“回到社会”的理念契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视角下展开分析：岭南地区的社会学构建一方面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从课程教学到调查研究,嵌入在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另一方面建立在岭南地区强烈的“现代”城市/社区特点基础上。由此,岭南社会学形成社区和群体两方面的重要研究实践,彰显了岭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学调查风格。     

本土化：中国社会学20世纪20～40年代的探索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学的建构期。如果说社会学从19世纪末开始的导入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过程的话,那社会学的建构也正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要求,也是社会学学科化的必然。第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崛起。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将马克思与孔德、斯宾塞同列为社会学的鼻祖之一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热心传播和倡导,尤其是通过“问题与主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得到了长足发展。在20～30年代,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及学者…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学规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趋势的加深 ,必然出现一个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理论资源的最优选择和运用问题。只有处理好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问题 ,才能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质量。     

我国社会学50年来的命运及走向

建国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学明显经历了被取消和重新恢复、发展两个时期。在这50年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在21世纪将更为繁荣,更有作为。社会学将有这样的走向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多样化、整体化、本土化、国际化;社会学方法的完善化、模型化、定量化;经验研究的完备化。     

社会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

通过对社会学研究人员基本现状与学术发展的相关数据分析和探讨,从性别、职称、最高学历、是否担任公职、主要研究领域、学术产出、学术影响等几方面为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描绘出一个大致的状况,着重指出了其中在社会学研究人才的分布以及学术产出、学术影响上显著存在的地区和高校层次间的差异,这从整体上来看影响着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制约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前进步伐。因而,在今后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不断注意研究人才在不同地区和高校层次上的培养和调配,推进我国社会学的协调发展。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影像实践——基于一种影像社会学视角透视

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主要是“影像实验和影像实践”,从影像社会学视角透视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本土化实践具有深刻性与合理性,可见到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国主题”的本土化表达.这些本土化实践主要表现为影像隐喻——反思“文革”的政治文化与影像记忆、都市影像——都市结构和都市文化新景观、生存影像——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状态等,它们构成当代中国新媒体艺术本土化实践的经验和主题,体现了新媒体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社会学人的“本土化”意识与知识生产

“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的时代之问。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超过六成的社会学人对“本土化”持有积极正向评价,学术声望越高的学人对“本土化”越为开放和包容,高跨国学术资本者更强调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相通性。此外,学人所熟知的理论家依次为经典学者、欧陆学者、本土学者和北美学者,而拥有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博士训练的学人对本土理论家的熟悉程度明显偏低。学术声望和学术权力对学人的中文论文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效应,跨国学术资本则在英文论文发表的作用较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意识对学人的英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效应。总之,社会学人在“本土化”态度上求同存异,在理论家偏好上注重经典,在知识生产上呈现“多重二元”。深入理解“本土化”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的作用,对建设和完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启发性。     

质性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是时代的命题。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追随西方实证主义传统、崇尚精确量化研究的"统计社会学"成为主流。质性研究注重"参与性",强调个案和过程,遵循"理解原则",以其鲜明的人文特色与"科学的"量化研究形成对比,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质性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探索的实践与质性社会学异曲同工。其成功之路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凸显价值追求,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