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1916-1918)北京的贫民救济活动——以《晨钟报》为视角

民国初年,北京贫民人数众多、生活困苦.为了改变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社会各界针对不同贫困、弱势群体发起了形式多样的救济活动,展现了官方和民间并举互助、救济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重视教育救济等救济特点.有力的财政支持、重视民间救济的作用、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和反馈功能是这一时期的济贫活动给我们的启示.     

《管子》与《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述论

《管子》与《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救济贫困者,减轻民众赋税,关心老幼、鳏寡孤独、残疾者和灾民等社会弱者的生活,重视民众教育等方面,反映了先秦时期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管子》和《晏子春秋》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略论北魏政府的救济行为

北魏政府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普遍施行救济行为。在形式上可分为物质救济和精神救济，在时间上可分为平日救济和灾害救济。受救济人群广泛，一般普通民众都可能得到政府的救济。北魏政府的救济行为虽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其积极方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

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它"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奉行"不涉党派,不谈政治"之慈善理念,在灾害频仍、战乱不已的民国社会,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使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得受其惠,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用影响.     

瑞典的社会救助制度

瑞典传统的社会救济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957年,瑞典政府废除了传统的济贫法,建立了新的社会救助制度。198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又以社会服务法代替了社会救助法,为瑞典民众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前身的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还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补充措施的社会救济制度,在瑞典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

1936—1937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旱灾初期,政府与民众普遍表现出漠视态度,救济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省外川人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川灾救济,一定程度改变了之前的救济状况。省外川人建立了一大批川灾救济组织,积极进行宣传与筹款,扮演极为重要的救济角色。此外,省外川人周旋于刘湘、蒋介石之间,既帮助川省府获得中央经济上的支持,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央牵制川省的帮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机制

不可量物侵害涉及侵害者和受害者、经济的总体发展和公民的生命健康、正常生活等等各种利益，在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零或全部”的传统救济模式已不能适应利益均衡保护的需要，因此借鉴国外立法，引入新的调和性救济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民事救济机制势在必行。论文首先界定了不可量物侵害的概念，即煤气、蒸汽、臭气、烟气、煤烟、热气、噪音、震动、光、辐射性物质及其他类似的物质侵入邻地造成的干扰性妨害或损害，其次介绍并比较了两大法系相关国家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机制，尤其是其调和性救济制度的运用，再次指出我国民事救济现状的不足，最后对我国不可量物侵害的民事救济机制提出了构想，即衡量补偿请求权的确立和侵害排除请求权的运用。     

中古北朝佛教与社会救济

中古时期,佛教盛行,不仅佛教造像刻经发达,也产生了重要的佛教救济事业。佛教传入中国社会,不仅为中土提供了超验的神学体系和独特的宇宙解释系统,而且其完整精致、充满同情的伦理价值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的伦理道德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在现实层面,佛教则为民众主动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从"贵族"到"庶民"——日本镰仓宗教改革论考

日本镰仓时期的宗教改革,与日本中世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宋交流及旧佛教自身的弊端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传统佛教与中国佛教融合而成的镰仓六宗虽未能完全摆脱旧佛教思想的阴霾,却使日本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贵族化"到"民众化"的转换,从而确立起"庶民佛教"这一大众救济的宗教形态."庶民佛教"不仅大大推动了古代日本佛教的民间普及,同时也促进了旧佛教的改良运动,引导了中世民众的思想解放.     

中央苏区时期的民生建设述论

"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与生活。中央苏区时期的民生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解决民生问题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当时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党为解决民生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这一建设实践对中央苏区的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民生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问题与展望：苏区精神研究的发展趋向分析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英勇斗争的产物,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相伴生的独立精神形态。苏区精神研究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最初被认为是中央苏区精神,此后才转变为苏区精神。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到目前为止苏区精神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认同。但是,我们认为随着各种有利因素的增长,苏区精神必将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和认可。     

论以人为本的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丰碑,蕴涵着以人为本＂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依靠人民＂的工作路线和＂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追求三个维度。考察苏区精神的以人为本之维,对于深刻理解苏区精神的内涵,并在当代更好地将苏区精神发扬光大具有切实意义。     

论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人民性特质

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是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识指导下的制度创新。党的群众观点和路线贯彻始终，在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形成、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仅形塑了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组织规则、工作内容和职能设定，也赋予了其根本的、鲜明的人民性品格。这是“人民检察”的精神源头。     

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及其风险启示

20世纪80年代,新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的囧境下,启动了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上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竟是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苏联统一民族国家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笔者以激进民主化为视角,考察苏联激进民主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分析激进民主化与苏联解体的内在必然性,旨在通过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总结激进民主主义的风险启示。     

论湘赣苏区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

湘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红色新闻宣传的重要阵地。在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在湘赣省党委、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体系以及灵活的发行模式和阅读模式。湘赣苏区的红色报刊,提高了军民的政治觉悟,加强了苏区的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了对民族主义"两重性"的认识,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精髓。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也是备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与"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立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成功典范,从多个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根据地对健康权的保护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实践,积极贯彻了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生命健康权的重视,在党、军队、根据地政权的各种决议、政策和法律法规条例中体现了对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乃至敌军伤病员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和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一些具体规定不一定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与执行,但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其中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当今民众卫生健康建设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苏区精神认识构建和谐赣州的实践

构建和谐赣州是赣州人民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科学发展观思想,遵照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结合赣州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伟大实践。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也是构建和谐赣州的主要心理支撑。从这一伟大实践出发,结合苏区精神,正确认识构建和谐赣州的伟大实践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稳定视阈下党的领导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稳定问题备受关注。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已经成为共识。针对维护社会稳定这一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稳定的相关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保持党群和谐关系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领导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政治和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