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

通过1998年～2004年间发生的54个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估计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用两个指标来度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第一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每股价格相对于每股净资产的溢价,第二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溢价总值与企业净资产的比率.研究发现,买方为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平均支付的每股溢价达45%,平均总溢价水平达17%.进一步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股权转让规模和交易完成后买方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权私有收益越高,业绩较差的企业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反而较高,其他大股东和债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大股东能够排他性地享有控制权私有收益.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     

股权控制、投资规模与利益获取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不同国有股权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 1)整体而言,投资规模与控制权收益正相关. 2)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控制分类下呈现显著差异,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敏感;3)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其控制权收益对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规模的敏感性最高,分别为央企上市公司的10倍和6倍,为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的3.3倍和1.9倍;4)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在形成高控制权收益的同时,侵害了公司价值.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模式选择,加快市场化进程以促进资本投资的私有利益外部化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价值的研究述评

本文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涵义出发,分析了大宗股权转移价格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法、投票权差异的控制权溢价法和ST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法等计算方法,然后就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价值作进一步分析.     

国家股份转让效果分析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从1997年到200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的国有资产局将控制权有偿转让给法人企业的案例数据.研究发现国家股控制权转让后公司业绩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证券市场对国家股转让行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产生了明显的超额收益.     

不完全信息下基于双目标的博弈并购决策研究

建立复合实物期权模型,研究并购企业在竞争环境下满足收益最大化和并购成功概率最大化的并购决策问题。基于并购企业对竞争对手企业价值补偿值具有不完全信息的现实,运用实物期权博弈的方法,以企业期望价值收益最大化和成功并购概率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并购决策模型并求解最优并购时机,在此基础上进行并购决策分析,通过数值比较,得到并购企业的若干策略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不完全信息下存在竞争的并购企业的期望收益小于完全垄断下的期望收益,即竞争因素削弱了并购的实物期权价值;并购企业在与对手企业进行并购博弈时,并购企业给目标企业的价值补偿越高,其最优并购时机越迟;不完全信息下若使并购企业期望收益最大的溢价比例不在溢价比例概率分布的区间内,则并购企业应取区间内的最大值,并购企业可以获得最大的期望收益和最大的成功并购概率;反之,使并购企业期望收益最大的溢价比例在概率分布内,企业取该溢价比例时可获得最大的期望收益,但企业需要在获得最大收益和增大成功并购概率之间权衡,当溢价比例取值越高时,并购时机越迟,所获收益也就越大。     

并购溢价对并购完成后大股东减持、股权质押的影响研究——基于关联并购的调节效应

考察并购过程中产生的高溢价对并购完成后大股东减持与股权质押的影响发现,并购溢价越高,并购完成后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大,股权质押的份额越多。当被并购标的企业为关联企业时,大股东减持与股权质押的规模越大。在高溢价并购的情况下,大股东存在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机会主义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概率。基于得到的溢价结论提出,为了更好控制企业并购重组中高溢价的产生和确认巨额商誉,企业应该避免盲目的并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防止并购溢价的产生;建立市值管理制度,提高减持与股权质押的门槛,完善大股东减持与股权质押信息提前披露制度;加强监管部门的全方位的监督与管理,注重并购完成后的全面整合,加强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教育。     

政府竞争、资本配置与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

地方政府间的晋升锦标赛迫使政府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方式完成政绩、争夺和保护地区的优势资源,人为地干预资本资源配置.以2000年至2006年地方上市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并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公司作为样本,以是否为辖区内并购作为因变量,以行业调整的绩效指标和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t回归模型,探讨稀缺的"壳资源"在辖区内外转让是否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在控制公司特征、治理因素和年份固定效应等因素后,发现在卖方主导的国有上市公司"壳资源"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倾向于将绩效好、影响力大的国有企业转让给本地民营企业,而将绩效差、影响力小的国有企业转让给外地民营企业.根据地区竞争力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发现竞争力排名靠后的地区比排名靠前的地区"壳资源"的质量在辖区内外转让的差异更为明显,表明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辖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方式维持地方经济.     

并购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从福音到梦魇的根源——四川泰港与西藏天科并购重组ST包装的案例实证

特定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福音到梦魇的并购异象显然无法用经典的并购协同理论来解释。文章由此引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进而推导得出一个以预期控制权私人净收益函数为核心内容的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理性决策模型,接着以四川泰港与西藏天科并购重组ST包装为典型案例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文章认为,在股权分置、监管不力、会计规则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形式多样、数额巨大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并购重组从福音嬗变成梦魇的根源所在,亟待针对性的系统治理。     

并购的异化:理论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经典并购理论认为,并购者以追求协同效应为目的。我国证券市场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一些并购案例却显示出相反的情形——并购者利用其控制性地位获取巨额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直至掏空上市公司,并购的异化由此形成。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文章以发行管制、股权分置、并购监管不力和会计准则存在漏洞为制度背景,构建了一个以预期控制权私人净收益函数为核心内容,能够解释我国证券市场并购异化现象的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理性决策模型,随后对民企收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理性决策模型的众多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并就此引伸出了治理并购异化的若干政策含义。     

专用性投资、信任与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

基于控制权收益交互作用视角,研究创业投资模式下的异质性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问题,分析控制权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综合影响下投资家投资专用性和合作双方信任度对创业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治理的作用机理,以193家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专用性、信任及其交互作用对异质性创业企业两类控制权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企业的控制权收益类型和大小存在差异,导致投资专用性和信任对不同产业类型创业企业控制权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大、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小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倒U形关系;创业企业家控制权私人收益较小、创业投资家的战略收益较大时,创业投资家获得的剩余控制权与其投入资本的专用性、合作双方间的信任度呈非线性U形关系;投资专用性与合作双方信任度的交互项与创业投资家拥有的剩余控制权和特定控制权负相关,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样本中交互效应尤为显著。     

终极控制、利益一致性与公司价值

在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背景下,对代表不同利益一致性的控制权私利的定性与作用进行了理论阐释,并以1998 ～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代表不同利益一致性的控制权私利作用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的上市公司当中,存在超额控制权私利和合理控制权私利.(2)超额控制权私利具有侵害性质,会对公司产生负面影...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富、不对称信息与企业中控制权的分配

本文通过构建信号传递模型,研究了企业家财富、不对称信息和企业中权力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企业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向投资者传递其私有信息,一是向企业中投入一定的自有资本,二是将部分控制权让渡给投资者.这两种信号传递工具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但对于优质企业家而言具有不同的成本.在分离均衡条件下,企业家向企业中投入自有财富所产生的分离成本,要小于将控制权让渡给投资者所带来的分离成本,所以企业家更偏好于选择向企业中投入自有财富来传递私有信息.本研究对企业中控制权的"相机转移"现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基于联合风险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研究

当前的贷款定价研究主要针对信用风险,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联合风险的研究较少。因此从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的联合风险角度进行贷款定价的研究,目前还是较新的课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构建了基于联合风险的贷款定价模型,并得到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不同的项目贷款,若其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关联程度不一,即使其它指标一致,银行也应对它们执行不同的贷款利率,这个结果对实践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利用RDU评价车牌拍卖和年费方式的支付意愿

城市私车牌照拍卖被认为是控制私车拥有量的有效手段,对此将购车人分为三类,采用依序效用函数和概率权重函数分别讨论了观望效用为常数和变量时本地和外地车牌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买家的支付意愿,从而不仅显示了观望效用对支付意愿的影响,而且也证明了概率权重函数的弹性系数对判断车牌选择倾向、刻画支付意愿大小和区分买家类型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就新提出的车牌限制措施-年费制度潜在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说明该制度将导致外地车牌对使用成本的变动更加敏感,而且长期来说也难以为继。     

产业发展中创新的进入和退出选择

一个区域或者一个企业应根据已有的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选择最有成本收益的技术创新路径来进行投入.不创新,产业不能进步,不加选择,遍地开花,盲目跟风的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同样使产业不能获得进步,或者收效甚微.本文探讨与创新路径选择有重要关系的因素,如市场份额、创新能力、市场分割、原有基础,创新层次,创新难度和成本,产业市场容量,从而构建了一个决定创新投入进入或者退出的模型.     

A New Look at the Public Wage Premium in Italy: The Role of Schooling Endogeneity

This paper uses a sample of male workers to estimate public and private wage structures and the public wage premium for Italy. Results from a model with endogenous sector and schooling suggest that public employees have on average lower unobserved wage potentials in both sectors than private employees, but work in the sector where they benefit from a comparative wage advantage. Schooling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ages in both sectors, and controlling for that is crucial to get more reliable estimates and predictions. The associated average unconditional public wage premium is 12 per cent. The net premium is 9 per cent, but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