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视野下的呈现之十九 大理“海灯会”与白族“甲马”

大理是云南较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期,这里先后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并持续五百多年。大理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白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存互动,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独具特色。“海灯会”与“甲马”,就是由汉族地区传入,至今仍然活跃在大理民间的文化遗珍。本文将从易学的视角,探讨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哲理内涵,并进而说明二者在原理上的一致性。     

清代白族地区的教育开发

白族自古以来就是以云南洱海为中心的土著居民,早在两汉时期,王朝设置叶榆(大理)、邪龙(巍山)、比苏(云龙)、云南(祥云)四县,隶属益州郡,这是将洱海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辖之始。唐代建立了南诏国、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宋代建立了大理国五个长达515年的地方政权。白族是我国西南历史最悠久、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最繁荣、文人志士辈出的少数民族之一。白族聚居的中心——大理,被史学家誉为“文献     

《赛典赤·赡思丁评传》序

从公元前 10 9年 (西汉元封二年 )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到 1911年辛亥革命的 2 0 2 0年中 ,汉晋暨隋至唐初和元、明、清约 10 0 0多年为郡县制时期。公元 339年 (东晋成帝咸康五年 )西爨称霸南中暨公元74 6年南诏并西爨到公元 12 53年大理国灭亡约 90 0多年 ,为地方政权时期。一部云南历史是前后两段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和中段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交替的历史 ,是由一个地区的民族内部统一走向全国大统一的历史。元代是云南由地方政权走向与中原接轨的全国大统一的最后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 ,即从元至元十一年 ( 12 74 )到十六年 ( 12 …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辽金时代的所谓“汉人”，是特指辽朝境内以燕云十六州人口为主的汉族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汉人”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貌，以致于使他们的民族归属难以被认同：宋人不承认他们是汉人，视之为“蕃人”；而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却仍将他们看作是非我族类的汉人.“汉人”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宋人对他们颇多猜忌和防范。金朝前期，“汉人”的民族地位和政治势力明显优于“南人”，海陵朝以后，“汉人”势力最终走向衰落。     

元代大理段氏总管世次年历考略

元代大理段氏总管世次年历考略方慧元朝灭大理后，云南改设行省，原大理国主段兴智家族在国破之余，仍世袭大理总管，与有元一代相始终。由于段氏是元代西南地区最大的土官，其世次的嬗递情况与元朝政权关系的演变，体现了元朝的民族政策及一代的民族关系。关于大理总管段...     

元代云南地区的民族实录——《云南志略》

《云南志略》(简称《云南志》,又名《乌撒志略》)是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后的第一部云南省志。该书虽然流传至今者已残缺不全,但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云南史地情况的基本史料之一,尤其在研究元代地方民族史以及南诏、大理国史方面,这部著作更是不可或阙的重要史籍。该书保存最为完好的《诸夷风俗》篇,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不啻是一篇很好的“元代云南民族志”。     

明代云南屯田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派驻云南的大将沐英上书,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开耕,以备储(彳待)(音峙)”。朱元璋接受他的建议,把自元代以来的屯田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明朝在云南的屯垦,比之元代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批从内地各省迁移汉族人口去云南。明以前,云南是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即“多夷少汉”。明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汉族逐渐由少数变成多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把屯垦定成云南军政的一项基本制     

从碑刻铭文探析南诏大理国文化特征

碑刻铭文是民族古籍及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南诏大理国在我国唐宋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文化呈现出兼容性与和谐性的气质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南诏大理国文化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与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适应、融合并逐渐产生了独特的释儒文化的结果,是开放多元与兼容并蓄的产物。兼容,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即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浅论湖南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和卫所制度

<正> 一、唐宋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史学界一些学者认为:土司制度和卫所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道制”,“道”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明万历《慈利县志》载:“汉,县邻夷名之日道。惟彼慈阳,逼近獠峒。屏翰靡固,踯躅何妨。”唐宋时期建立的羁縻州县制度可算土司制度的前延。“土司”一词最早见于《文献通考》记载的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王祖道的奏议。关于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形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作为制度滥觞于元代,而完善于明朝。永顺、保靖土司把其始祖追溯到五代溪州刺史彭士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土家族简史》明确指出:“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彭士愁不是汉人,而     

从苍山洱海走来的桑植白族

当你徜徉在桑植秀美的山水之间，会发现一幢幢别致的白族民居，走进民居，身着白族服装的少女会为你筛上三道茶。正赶趟的话，你还可遇上娶新娘或跳仗鼓舞等喜庆事儿。桑植白族，祖居云南大理地区，自称“白伙”、“白尼”、“白子”，汉族和其他民族称之为“民家人”，主要聚居在芙蓉桥、马台口、麦地坪、洪家关、瑞塔铺、刘家坪、走马坪等乡镇，现有人口10余万人。据记载，公元1253年，忽必烈与大将几良合台率一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国，并利用大理王段氏充当向导和先锋，平服其他未降部落。后忽必烈率主力返回上都（今河北承…     

明代云南治边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81至1382年,在相继清除了元廷梁王、大理段氏等割据势力后,明朝开启了对云南边疆长达200余年的统治。在此期间,明朝先后从制度设计、施政方略、官吏擢用等方面着手,积极开展对云南边疆的治理。这些举措的实行不仅促使其与内地一体化进程加快,进而出现了“其富丽擬於中原矣”的景象,还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向慕华风”的倾向日趋明显,并推动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因此,梳理总结明朝云南治边实践的历史进程,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以史鉴今的积极意义。     

喜看《望夫云》

郭沫若诗云:“洱海真如海,罗荃塔尚存,石骡何处是,遥见望夫云。”《望夫云》,是长期流传在云南省大理地区的民族故事,白族剧作家杨明等同志根据故事进行再加工,先在云南演出滇剧,又改编成白剧。来京演出,受到首都的热烈欢迎。《望夫云》生动地刻画了唐代南诏公主阿凤,     

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策看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

赛典赤在云南的施政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统治者进入中原后统治思想及治策的变化。从赛典赤对云南的施治可以看出 ,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内容和影响十分复杂 ,既有“四等人制”下重点对汉族的压迫和防范 ,也有在信任边疆少数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土官制度。就云南等南方边疆地区而言 ,蒙元民族统治政策的后一部分积极意义较为明显。因此 ,有必要对蒙元的民族统治政策作更深入的研究     

澧水河畔“风花雪月”的幸福生活——走近桑植白族——多姿多彩的桑植白族

根在大理 “桑植白族的根在大理!”说起桑植白族的渊源，桑植白族学会副会长谷利民说。湖南白族起源于宋末元初，是一场军事战争的终结。即1252年，蒙古军攻破人理国后，大将兀良合台率军攻取南京。兀良合台在云南建立了一支“寸白军”，由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     

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

近年来,史学界对杜文秀所领导的大理政权性质的分析,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有的认为是开明的地主商人政权,我初步认为,基本上是属于农民革命政权。十九世纪中,腐朽的清政府在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在云南的反动统治,大力扶持汉族地主武装——团练,作为自己的支柱,并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企图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用民族仇杀事件来转移和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清、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结果更加刺激了阶级矛盾和民     

唐宋时期金齿诸蛮及扑子蛮、望蛮、三濮的变迁与发展

唐宋时期是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的重要发展阶段。有唐一代,金齿诸蛮各民族与扑子蛮、望蛮、三濮分别从汉晋时期的鸠僚、闽濮中渐次分化发展出来而见于史载。学界对其族属源流尚有不同观点且对其变迁与发展研究不够。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金齿诸蛮主要经历了"同源-异流-同源"的发展历程,是今天傣族的先民;扑子蛮、望蛮、三濮则主要经过了"同源-异流-异流"的发展历程,是今天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其变迁与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名称的变化,更是其经济、文化、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反映,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动进程。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居地相连、关系密切,由于其分布的特殊地理区位而成为唐宋时期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的西南门户,并为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南诏国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水河流域汉族移民初探

本文认为 ,自秦汉时期开始有汉族移民进入红水河地区 ,但汉族移民大量进入红水河地区特别是进入红水河腹地是在明清时期。与广西其他地区相比较 ,汉族人口迁入红水河流域的时间较晚 ,规模较小 ,分布也比较散 ,而且很多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崇山峻岭之中 ,多与其他民族杂居。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入 ,在红河水流域的壮族、汉族内部 ,壮汉及其他民族之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分层”的文化现象     

大理地区元代帝国构建中地方社会的作用

大理地区拥有长达六百多年的地方王国统治时期,随着蒙元军队进入,当地社会逐渐被纳入到元帝国统治之下。元王朝在大理地区的帝国构建进程包括兵民一体、兵民兼管两个阶段,但这一过程中,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力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段氏总管为首的大理国贵族故旧手上,其权力体系直接继承大理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甚至元末大理社会精英的力量再度崛起。我们将以元代大理地方社会的具体运作为本位,自下而上的探讨元帝国构建在西南边疆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