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权分离”与“缺位”或“错位”——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思考

所有权与其具体权能二者不可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提法不科学。"两权分离"思路下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或"错位"。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应改变两权分离的思路,应在维护所有者财产权利的前提下,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促进权能结构的合理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儒家之“义”的理论进路与王夫之对“义”的推极

儒家之＂义＂的内涵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义域甚宽的思想谱系,其基本义蕴是从＂礼＂中抽象出的社会秩序之＂理＂,但其重心则是对个人的伦理义务和社会责任的规定,而不是对权利关系的界定,因而它并不具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而用于处理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正义＂论性质。正因为重义务和责任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义＂最终走向了生命论,并在道德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矛盾。王夫之全面继承了儒家之＂义＂的思想,并将它推向极致,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将这些矛盾消解。     

“达瓦孜”新探

“达瓦孜”。维吾尔语又称“达尔哈奇克西”，意为上高架踩大绳。我国汉文文献称“绳伎”、“走索”、“绳舞”、“高嬗伎”、“戏绳”、“履绳”、“[纟亘]戏”、“踏索伎”、“走软绳”、“绳技”、“踏绳”、“踏软索”、“走绳”等。这一高难度惊险的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并日趋成熟。不仅是使用的道具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在演出的技巧上也不断有新的突破，成为灿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支耀眼的奇葩。它先被列入“百戏”，后又编人“散乐”，晋以后称之为“杂伎”。     

“生态文化”元理论问题检视

“生态文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界的显学 ,在探究“生态文化”丰富的内涵意蕴时 ,必经弄清其逻辑先在的元理论问题。其中 ,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 ,找到“合和”把握方式的契点 ,以及在渲泄“生态文化”的情结中 ,不要忘记“生存原则” ,从而在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中找到“生态文化”的底蕴 ,无疑是两个需要补正的元理论问题。     

农地“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以农地权利的分割和配置为主线展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地产权与经营改“公有公用”为“公有私用”模式,“两权分离”得以逐步确立。实践证明,“两权分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最优制度选择,其制度绩效得到了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该制度安排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三权分置”是因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在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维护相关主体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制度绩效。但是,“三权分置”并不排斥“两权分离”,两者将长期并列运行。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要秉持渐进式路线依法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预见并防范其可能风险。     

“米兰敕令”新探

基督教史和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米兰敕令”,即君士坦丁在取得“米尔维安桥”一役胜利后,于313年与当时东方皇帝李锡尼乌斯在米兰会晤时联合颁布的一个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的法令,视为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性事件.然自19世纪末,随着德国学者O.西克否认“米兰敕令”存在说的提出,引发了20世纪以来关于该敕令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时值所谓“米兰敕令”颁布1700年纪念日,从学术史回顾和文本解读入手,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该“敕令”的真实性问题,并阐释其历史地位,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三言”、“二拍”结构艺术新探

本文认为“三言”、“二拍”的结构艺术 ,主要表现在作者对极富有艺术张力的“结构核”的精心选择、设立和灵妙运用上 ,其“结构核”往往具有奇妙而强烈的生发力、粘合力和吸引力 ,从而制造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孔子之“礼”新探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源自周礼。在治国、化人、济世等不同的层次,对它可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与仁、与义、与乐,孔子之礼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运用孔子之礼,必须掌握其本质与具体分寸。当今在弘扬包括孔子之礼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当扬则扬,当弃则弃;此乃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孔子之礼乃至对孔子的最好的维护与尊重。     

介词“对于”来源新探

本文试图通过对"对于"在古代汉语中的用例,来找到作为跨层结构的"对于"与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对于"之间可能的源流关系,并讨论了前人对"对于"来源的认识。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一国两制”是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最佳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台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的一个科学构想,这一构想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最佳方案。     

“俩”、“仨”与北京话阳平“一”的音变类型问题

具有数量结构意义的“俩”、“仨”应该是连说音变形成的合音词,它跟北京话里用在名词前的阳平调“一”的来历不是同一个音变类型。“俩”、“仨”合音形成后仍保存着“两/三+个”的意义,北京话阳平“一”在原式失落“个”音后,量词“个”的语素也随之丢失了。由意义、功能上的差异,北京话阳平“一”能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俩”、“仨”是合音式音变词。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中美文化冷战结束之开端-“乒乓外交”新探

对于中美“乒乓外交”这一历史现象,各界的关注与研究经久不衰。但一些报道与研究一般倾向于仅将乒乓球运动员的互访视为中美领导人为改进两国外交关系而使用的一个工具,从而忽视了“乒乓外交”作为中关之间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文化交流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意义,及其在恢复与发展两国文化关系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政府文献、个人回忆及其他原始资料,试图从中美两国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乒乓外交”做一初步探讨。     

论“权利财产”下的土地所有权

传统大陆私法中包含了一种以私法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财产形态,即“权利财产”。土地承载着个人的一切财产形式,是私人财产的根基。保护私人财产权最彻底的形式就是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肯定,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就成为了“权利财产”的核心。由于古代中国的集权专制,“权利财产”在我国传统法文化中无法生成。经过民国时代的曲折,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引入了西方的私法体系,“权利财产”在法理上可以存在了。但由于土地所有权专属于国家,“权利财产”在我国失去了根基,这成为我国不动产领域——城市房地关系矛盾的最重要原因。     

“实践”、“反思”与“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之省思

当前唯物史观的研究注重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仍显滞后。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可概括为：“实践”、“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借鉴当代思想家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理论）的反思、探索,有助于更为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并探索有利于唯物史观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殷墟卜辞所记“■示”即“鲧示”新探

夏部族祖先鲧以治理洪水、造福于民而著称于世,故文献多记鲧曾被夏、商、周“三代祀之”。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但夏人祭祀自己祖先鲧殆无疑问。殷墟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认为卜辞所记“■示”应释为“鲧示”,是商人祭“鲧”的真实记录,故后世文献所记夏鲧曾被“三代祀之”应是符合实际的。     

威廉斯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批判和反思

20世纪70年代,威廉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僵化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模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应该把焦点重新聚集到社会实践中复杂因素之间互动的过程中来。这对于重新理解社会实践复杂多变的过程,厘定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至关重要。     

人文关怀辨正之四：“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

人文关怀是"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每一个从事社会知识或自然知识研究和教育的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切实有效地纠正青年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忘本"倾向、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忘本"倾向、对自然知识的"忘本"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