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逻辑、世界公民权与制度保障——康德战争与和平思想探微

康德把权利视为政治生活的基础。由于权利的基础是道德,道德“至善”无法靠个体实现,因此权利的实现必须立足于人类共同体。基于这一点,“永久和平”问题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康德对人类实现“永久和平”持乐观态度。通过引入自然目的论和道德目的论原则,康德认为,就如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相互为战”导致人走出野蛮状态一样,无政府结构下的民族国家体制无止境的战争也将迫使国家走出野蛮状态,在“和平联盟”的基础上最终迈向人类共同体。尽管国家有着天然的战争冲动,但康德认为,共和体制国家的建立及共和体制的扩展、审慎的道德的政治家治国、国家间贸易的发展,会越来越有效地制约战争的发生和控制战争的规模,人类离“永久和平”的目标就越来越近。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既着眼于人类未来,也观照了当下的现实政治。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中现实主义学派对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批判和理想主义者对之的赞扬都存在偏颇之处。     

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

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永久和平是康德所规划的未来的社会状态。在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康德不同于卢梭与霍布斯等以往的哲学家,他选择了向前看,去探索如何规划未来世界。战争作为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法则,被强制性地施加于人类身上,成为激发人类道德觉醒的动力。战争与和平本是相反的量,但在走向永久和平状态的过程中却成为一对同向的量,并且战争变成和平的前提条件。永久和平将以终极战争为必然条件。对末日审判的极端恐惧迫使人类不得不作出其他理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类的自私倾向,以公民-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又是极难建立和维持的。康德最终富有预见性地看到商业精神在遏制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康德将人类本性中的恶作为人类社会理性进步的原动力。于是,康德从理性角度为人类规划了能够走向永久和平的多重现实途径。     

彰显人性的战争书写——阿斯塔菲耶夫战争小说创作论

阿斯塔菲耶夫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他的战争小说以其独特的人性魅力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将战争中的爱情作为自己描写的中心,揭示战争对人类感情的扼杀;他用自己的话写出士兵眼中的战争真实,揭示人在战争中的困顿和无奈、人性在战争中的失落和扭曲;他摈弃了狭隘的战争观和民族观,从国际主义的宏阔视野出发,立足于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大声说出对和平与人性的渴望。     

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

少年战争体验小说是韩国战后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韩国文学评论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且不说少年战争体验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甚至连基本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几篇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的考察来分析其内容上和形式上的特点。     

揭开战争与和平的制度根基——《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读后

面对战争——人类历史上千万年挥之不去的伤痛,本人一直在苦苦思考：战争的根源在哪里？经济利益？文明冲突？还是其他？     

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启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与21世纪战争与和平预测

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是整体发展,战争与和平的较量伴随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在演进着.21世纪共同发展是世界历史进入新阶段各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虽然战争的威胁仍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和平秩序终将取代战争秩序,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期.     

人性与和平——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子学说是与儒家学说并立而行的两大时代显学.我们今天仍不断地从墨子的思想中发现东方古老的和平智慧.墨子的和平思想与他的人性理论密切相关.墨子用人性恶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必然性,而将人性善看作是和平的伦理学基础.人的善良本性唤起人的良知良能,使得人们之间“兼相爱,交相利”,遵行和平共处、友爱共利的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和互利的关系,实现永久和平.可见,墨子是从“所染”、“兼爱”、“非攻”、“天志”等篇所阐述的道德哲学角度,演绎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国际交往伦理规范,与康德所奠定的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法治规范相映生辉,同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普遍理性基础.     

中苏两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争论评析

在中苏论战中,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中苏两党争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中苏两党对于当时世界所处时代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两党对世界主要矛盾及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有相当大的分歧.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今天看来,对于时代,中苏两党都过高地估计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苏共的观点比较接近实际,但苏共只是把和平共处看作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后来又表现出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中共则过于强调战争的危险性,结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     

唐代的战争文学与战争宣传

唐代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与唐代的对外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文人都在作品中表现快意英豪的情感倾向,或夸示王霸大略,或描述战争场景;在传播形态上,唐代歌诗往往酬唱应答,颇具良好的互动性和社交性,乐舞、变文等曲艺多具有俗文学喜闻乐见的活泼形式,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行,其所承载的战争主题相应地获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与民间相应,幕府内部的边塞诗创作与乐舞表演在媒介形式单一化的时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宣传作用,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也在这样的文学传播中得到极大的张扬。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唐代战争文学与宣传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唐代文学的特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宣传思想史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河瑾灿小说中的战争受害者形象分析

韩国作家河瑾灿小说中战争受害者人物的塑造是其战争情结的一种具体的形象化方式,他分别塑造了一批深受战争之苦的男性、女性及儿童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强烈不满,抒发心中的战争情结。     

抗战时期民国学人战后和平规划中的国家主权观

抗战后期在盟国开始规划战后和平的背景下,民国学人对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国家主权观做出了反思.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其存续已构成国际合作的障碍,也是二战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因此,学人们普遍认为应把对主权观念的改造和相应制度安排视为战后世界重建的关键.学人们所倡议的新主权观就其外在属性而言,是相对主权和平等主权的结合,是以对等、自愿与合作为基本价值的主权观.民国学人新主权观的树立源于其特殊时代境遇下所秉承的务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这一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思想遗产.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环境变迁而生成的主权观对于我们当下树立国家利益与时代环境相协调的主权观具有重要启迪.     

论萧红小说中的战争书写

萧红以其坚定的文学信念和女性敏锐的艺术感觉而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拒绝了“抗战文学”的陈规,她带着自身强烈的生命体验走向战争中的边缘人物,关注人的命运,同情人的遭遇,从中发掘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直达人类生存的某些本质。     

战争——美国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战争 ,尤其是反战 ,一直是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但无论哪一种都会带给参战者与人民身心的极度伤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要和平 ,不要战争 ,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革命责任感与英雄行为的颂歌——评瓦西里耶夫的战争题材三部曲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1924——)以其卫国战争题材三部曲,在当代苏联作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瓦西里耶夫属于“前线一代”的作家,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走上战场,战后成为军事工程师,三十岁才开始发表作品,此后十五年内仅仅写了几部剧本和电影剧本,影响不大。但是,后来的十五年(1969——1984)情况大有改观。一九六九年作     

论和平函数与和平系数——关于和平程度的计算法

任何交往体的和平程度都是可计算的。影响交往体和平程度的两个基本参数是规则与执行,即如果交往事件被合理规则(x)限定得越多,或规则执行程度(y)越高,交往体的和平程度就越高,其函数为P=f(x,y)=xy,xy的值就是和平系数,亦即和平值。在运用和平函数时,虽然会因调查、统计的误差而产生初始数据与计算结果的误差,但它适用于一切交往体与交往事件;能反映交往体秩序受哪些条件制约;能为定量计算与预测交往体秩序提供基本公式;能反映交往体的有效组织程度与和平程度;能强化论证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还能描述社会转型期与国际政治的和平程度。     

创伤与治疗——对读苏联作品看中国十七年战争文学

中国十七年时期,刘真、路翎、王愿坚、赵寻等人独辟蹊径,勇敢地创作了一批反思战争创伤的作品。他们惋惜战争中逝去的生命,揭示战争对美好人生的戕害,并提出修复、治疗战争创伤的良好愿望。但是借助于苏联同时期相关作品的对读,尚可发现这些作品仍有其未能或不敢触及的“伤疤”。     

麦克阿瑟与日本“和平宪法”的制定

日本国和平宪法并非日本方面所构想,而是由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制定,日本政府为了天皇制的存续迫不得已而接受。不过,麦克阿瑟当时并没有强加宪法修改草案的意图,而是希望日本政府尽可能地发挥主体性自主完成。只是由于日本政府不顾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多次督促而一味消极应对,幻想通过对旧宪法尽可能少的修改应付差事所导致。亦即,日本政府的"外交直感"实际上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并不如吉田所说的那样敏于时势。在这样的一种被占领国与占领军之间极为特殊的外交谈判中日本原本可以处于主动地位的。     

酒、海洋、战争与和平——郑愁予金门诗作的三个要素

"酒"所代表的豪爽、侠义、友情,"海洋"所代表的自由、开放精神,由战乱经历和和平追求所铸就的人道主义情怀,可说是郑愁予创作乃至其生命的三大支柱,而这三者却在金门这一地方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理解郑愁予金门诗作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