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

翻开仇兆鳌《杜诗详注》附录的“诸家论杜”,开头第一条,不引韩愈,不引白居易,不引元稹,却引苏轼的一段评论:“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段话不仅以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而且明确论定“一饭未尝忘君”的忠君思想,是杜甫所以成为“古今诗人之首”的主要根据。仇氏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详注》又是恭呈康熙皇帝以备御览的著作,他这样首先突出杜甫的忠君思想,当然并不难理解。今天的人,又把“忠君”作为杜甫封建思想局限性的首要内容,甚至作为贬低杜甫的首要理由,也还并不难理解。经过十年浩劫,我们都很讨厌忠君思想,但是,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间却有一种怪现象:大家虽然对忠君思想很反感,但是对有忠君思想的杜诗却又很喜欢,而且对于用极左思想指责杜甫,极力扬李抑杜的评论很有反感。这种看来很矛盾的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在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中,关于君统和宗统的关系问题,是争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场争论起源于汉代,是由毛亨和郑玄对于两首《诗》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诗·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郑笺:“宗,尊也。公刘虽去邰来迁,群臣从而君之尊之,犹在邰也。《诗·大雅·板》:“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     

祭公谋父及其德论

<正> 《礼记》中的《缁衣》一篇,据《隋书·音乐志》载沈约语,系取自《子思子》。《子思子》,《汉书·艺文志》云二十二篇,其书七卷,至北宋尚存,沈约当然能见。《意林》所引《子思子》,即有见于《缁衣》者,足证沈说不误。篇中记孔子语,多引《诗》、《书》为证,是曾子、子思一派著作的常例。引《诗》,或仅称《诗》,或称《小雅》、《大雅》,也有举篇名的,如《葛覃》。引《书》均有篇名,如《太甲》、《尹吉(告)》、《兑(说)命》、《康诰》、《君奭》、《君陈》、《甫刑》。此外,篇中还引了《尚书》以外的一篇书,名为《叶公之顾命》。有关的一章是这样的:“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黍离主题

在璀灿的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爱国主义作品最富动人的光彩。作为华夏之邦最具民族特色且为内在神理的“黍离之思”,是它的主要表现主题。本文试对该主题的成因、表现特征作一简略剖析。 一、“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黍离原型初始与流播 “黍离”一语出自《诗经 王风·黍离》。此诗史上有三说。一说为《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另说为《韩诗》的认为君吉甫之子伯封作,三说为《新序》“以为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而作”。后世多取第一说,从黍离原型及其演变轨迹上看,也正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从《左传》看周代采诗制度的变迁

考察《左传》中引赋诗的情况及有关记载 ,认为采献诗作为西周天子的制度 ,曾在西周的各历史时期被不同程度实施。东周初年 ,尚存不规范的采献诗遗制 ,入春秋后 ,采诗之事在若有若无之间。春秋中叶之后 ,诸侯有意无意地搜集诗的活动才彻底结束 ,上层人物的兴趣已从献诗采诗完全转移到引诗或赋诗方面来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关于《历代对伯夷叔齐的评论》

编辑同志: 1961年3月23 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冯其庸同志《历代对伯夷叔齐的评论》一文,今年第一期《文史哲》双月刊中间简弼、刘开渠两同志对此文作了许多补充。他们引的资料非常丰富,可是都遗漏了一项对夷齐的最正确的评论,那就是黄宗義的《原君》。《原君》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     

论苏轼七律的自我意识──兼及苏轼在七律史上的地位

在明清一些学者眼里,苏轼的七律没什么成就。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评论说：“东坡近体诗……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苏诗评点大家纪昀则直接了当地指出：“七律亦非东坡长技。”（《瀛奎律髓》卷二苏轼《卧病数月……》诗纪批）研究七律发展史的专...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

《魏风·硕鼠》是《诗经》在当代影响最大的一篇。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因而全诗“描写了人民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这在当时社会是带有反抗意义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文革中更把《硕鼠》说成是一篇“阶级斗争的好教材”。《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过去一些学者,对汉人之说盲目笃信。然《毛诗序》说诗,非美即刺,常为后代所诟病。朱熹在《诗序辨说·柏舟》中即指出:“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     

读《关于王维的山水诗》——与萧滌非先生商榷

王维是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诗、画、音乐三者兼长,山水诗更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维诗,嗣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繪。”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最近在关于山水诗的对論中,也有不少人谈到王维的山水诗。虽然大家对     

释皎然的诗歌主张

释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和颜真卿、韦应物唱和,二人都很看重他。所著《诗式》引有徐凝《京都还汴口作》,凝是元和时人,可见皎然的长寿。他现存诗七卷,载《全唐诗》卷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载:“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注云:“僧皎然”。《直斋书求解题》卷二十二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说:“《诗式》一卷”。又说:“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风诗新解（三）

风诗新解（三）晏方简兮《简兮》诗的“硕人”，旧说以为伶官，其实是国君。《礼记·祭统》云：“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首章“日之方中，在前上处”，“前上”就是“东上”，诗所描写的事发生在祭祀中。三章“公言锡爵”，“...     

屈原诗歌的楚文化情结及其生成原因新探

在先秦文学中,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曾批评屈诗中多有所谓“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鲁迅也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 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一种通行的解释是: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     

李白《梁甫吟》的创作时间

对李白的《梁甫吟》,萧士赟认为,此诗“太白灼见当时贵妃、国忠、林甫、禄山窃弄国柄,祸已胎而未形,欲谏则言无证而不信,倘使君王不鉴吾之诚,则正所谓杞人忧天之类耳”,不免笼统而失当。《唐宋诗醇》以为:“此诗当亦遭谗被放后作,与屈平眷顾楚国,同一精诚。”笼统同前,盖承萧说而稍变之。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远引宋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及《韵语阳秋》,并引萧氏之说及沈德潜《唐诗别裁》之论,以《唐宋诗醇》之见为是,而举《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云:“富贵不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     

也说“丧家狗”

今天一提丧家狗,都知道是比喻失去靠山,到处乱窜,无处投奔的人。丧读去声。据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黄山谷诗补注》中考证,此语原出《史记·孔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狗”,据《史记集解》引王肃语及《韩诗外传》,本读平声,系指丧事人家之狗。黄庭坚《次韵德孺惠贶秋字之句》诗:“顾我今成丧家狗,期君早作济川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