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改革家的个人素质与改革成败关系探析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改革家的个人素质对改革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够以改革开启一个新时代的领袖,必定是一个基本素质非凡的人物。如果最高领导人本人不是改革的倡导者和主导者,那么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依靠的改革家本人的处世作风。过于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常常会使改革走向反面,操作改革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南朝俳谐文学兴盛成因论略

南朝俳谐文学的日益繁荣及其"文多指刺"和游戏化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在当时思想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人性得到了全面解放,士人的放诞人格形成,尤其是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士人"嘲戏"、"隶事"等文化风习和适性、尚俗等文化心理所产生的驱动力,共同推动了俳谐文学的发展。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信念生活如何可能

按照先验哲学的观点,人之所以能以信念的方式去把握世界,是因为人具有一种先验能力——"定然判断力"。定然判断力作为宗教信托之运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他力型与自力型。他力型是定然判断力使个体在潜意识中满足与"一即一切"之宇宙终极实在合一的冲动,于是出现了"唯一神教"的宗教信念原型。自力型是定然判断力使个体在潜意识中与"一切即一"的宇宙终极实在合一的运动,于是出现了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宗教信念原型。潜意识中的宗教信念原型以"象征"方式并借助"爱"之情感上升到意识层面成为经验世界中的宗教信念。故宗教信念经由三个世界:超验世界、潜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共同参与才得以完成。     

论北宋范祥的盐政改革

范祥是北宋中期著名的盐政改革家和擅于治边的地方长官.他在主持陕西盐政期间,先后进行了两次盐政改革.他所创立的"钞盐法"对两宋及后代的盐政都有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范祥盐政改革的历史背景、具体措施、取得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以期对北宋中期范祥的盐政改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温柔敦厚”与儒家士人人格

作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伦理原则,"温柔敦厚"对于儒家士人人格的影响根深蒂固。"非侵略性人格"、"悲悯乐观"品格、"道德人格"是儒家士人人格的突出特征也是积极的精神特质。但是,植根于宗法等级人伦体系内的"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欠缺,缺乏超越精神的现世人格及缺乏独立性的臣子型人格特征突出。"温柔敦厚"对于士人人格的正负效应影响深远,在现当代知识人的人格及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     

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

欧阳修是处在宋代文化转型关键时期的重要人物,面对新的历史语境对士人阶层提出的要求,他在主体意识上进行了自觉的调整,将处世方式和生存空间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这种转变不仅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的生成,而且在他所参与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北宋文化转型和宋代以后士人人格结构的调整都功不可没。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魏晋风流"史态观照

个体精神文化生态的形成受制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精神的外化,"魏晋风流"体现了士人对内在和谐精神生态,即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特征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人才的精神传承与当代意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士人精神逐渐潜隐,且没有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由此出现了人才在价值追求上的精神困境,造成一些人才追逐"权"与"利"的现象。重新认识和继承士人精神,有助于在人生目标与人格尊严两方面实现我国人才的自我超越。对于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而言,外则应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内则应涵养现代士人精神。     

相知相济 志趣相合——论嵇康交友

＂友＂是古代五伦之一,其作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多被论述。嵇康是曹魏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交友思想,并且在现实中切身实践,为士人之间的友谊开创了新的境界。嵇康认为朋友之间应该：贵相知而济其天性;志趣相合;真情相悦,交不为利。     

生·利·爱:人性生成的动态图景

人性是伦理考问的起点,也是当代伦理大厦构建的基石。重新检讨人性,须从人的自然存在和文化生存两个维度着手。就自然存在而论,人性即人作为自然存在者的物种存在本性、物种生存本性和物种血缘本性;从文化生存来讲,人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文化存在本性、文化生存本性和文化血缘本性。整合论之,人性即人以自身之力勇往直前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朝向,敞开为因生而利、由利而爱。因此,以生、利、爱为主轴,以自由为终极目的,以生己与生他、利己与利他、爱己与爱他的对立统一为"目的——手段"论,构成了人性的完整蓝图。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汉文化的复兴——以陈庆之、杨元慎正统之争为例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重要著作,该书对北魏都城洛阳进行了生动、全面的描述。本文即以《洛阳伽蓝记》为视角,从梁朝名将陈庆之与北魏士人杨元慎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出发,对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文化状况加以探讨。并分析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后期中原汉族士人在对待夷夏问题上观念的转变,从而揭示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对洛阳汉文化复兴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

传统士人园林对于其人生的完满与人格理想的构建意义重大,时至宋代,士人园林发展已极为成熟完备,地处华夏之中的洛阳更是荟萃了当时士人园林的精华,在众多园林中,独乐园虽小,却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传统士人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独乐园为司马光赋闲洛阳时所建,它蕴含着司马光的处世态度与价值观念。所谓"独"与"乐"别具一番深意,对司马光而言甚为重要,既反映了司马光当时的人生状态,也寄托着他的人格理想,即一方面是著书立说、上师圣人、下友群贤、徜徉山水的自在人生,另一方面,则省分知足、独善其身、坚持原则的人格操守。     

“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

王安石是北宋地主阶级中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次改革自救运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赵宋王朝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长远统治。根本不是如同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所宣扬的那样,是“为了对付外族的侵略,对     

文化传承视野下阮籍和嵇康述祖主题创作与人生价值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以述祖为主题进行的创作较为多见,作品记述了这一时期士人追思先祖的心路历程,同时承载了士人感怀时事及所寄托的人生理想,"述祖"主题创作彰显了士人安贫乐道、功成而不居的精神以及三不朽的人生价值理想,其中从阮籍和嵇康二人的述祖诗文作品分析,即向世人展示了名士在缺乏实践人生理想的具体环境中痛苦挣扎,或自认为才能不足,向往悠游闲适的生活,或"非汤武薄周孔",抵触仕进荣华.然而阮籍和嵇康二人其价值理想看似是对祖德祖风的悖反,实际上却是彰显家国天下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们胸怀济世之志,自任当世之责,循道践义,将中国古代士人为国为家的责任深埋于自身的立身处世中.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