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由于身份不被城市接纳和对乡村的不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结构维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动机,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往往交织在一起,并随打工经历、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方向性。据此提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现阶段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理性择业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其就业质量息息相关,并进一步影响其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程度以及市民化的进程。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理性择业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引导其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念;二是要切实提升其人力资本的含量;三是要重构与拓展其社会资本的质量;四是要优化其就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从而引导其从目前的"生存型择业"转化为"发展型择业",切实提升其就业质量。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信任度较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发展能力和工友利益等方面则信任度较高.个体状况与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状况有较大影响.企业可以从加强农民工组织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组织互动机制、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征分析

＂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打工族的主体,其大都受过高中甚至高等教育熏陶,对职业和工作有着较长远的理想和抱负,＂打工＂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赚钱＂,而是渴望积极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实际就业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就业稳定性差、权利意识增强及强烈的＂市民待遇＂等一系列特征,乃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差别,因此客观地对这一就业群体的进行分析研究,则会对改进企业的用工管理模式和促进政府社会就业保障措施改革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支撑作用。研究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为主线,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特征显著,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从策略上看,应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开发;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矛盾透析

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元素,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与我国城镇化的顺利实现。因此,分析把握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观矛盾现状与成因,从而引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导的价值观,从制度、组织、文化等层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寻求一条融入现代化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分析及破解对策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里,既是一个新亮点,也是一个研究新方向。为了深入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更有效地探索破解对策,通过对漳州、厦门等进城农民工进行随机走访交流、调查了解,并结合对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文章、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仍然障碍重重,包括制度、观念、技能等多方面因素。要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不仅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大力推进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向新生代农民工敞开城市主人之门。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维权意识问题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在城市权利诉求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了较深刻、更突出的变化。按照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发展特点,探究制约他们维权意识提升的症结,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