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腊文ο■的哲学内涵

希腊语词ο■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亚里士多德曾经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专门分析它的四种含义,可见其重要性。然而,在以往的相关讨论中,学者们时有混淆该词的语法功能和词汇的现象出现。本文从语法功能,词汇意义和哲学内涵三个层面讨论ο■,并着重解释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哲学概念的内涵的阐发。     

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问题(上)——从中文理解的角度看英文与希腊文中的0n(Being,有/在/是)

中文学术界对西方哲学核心概念on(Being)的理解是从英文而进入希腊文,而二者各有自己的语言结构和思想框架,英文的to be系统以及由之而来的思想结构,希腊文的eimi以及由之展开的思想结构,都复杂于中文.中文学术界对on(Being)的理解和中译,从清末的严复到民国时期的陈康,再到共和国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及改革开放后众多学人对如何解释on(Being)的争论,展开了一个比较哲学的视域.     

希腊哲学中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逻辑内涵

以希腊哲学为背景,分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希腊哲学中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这对于把握浩繁纷杂的希腊哲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理解“存在”概念在希腊哲学中的内涵变化是问题的核心。从分析自然哲学、智者和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入手,剖析了希腊人对于“存在”从寻找万物本原,追问事物共相,创建理念世界,到个体事物即是实体的思维演变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理性思维从感性向抽象、从客体意识向主体意识的发展轨迹。     

“在”与“在者”的分别——从中国哲学语境看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

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之“如何”的叙述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从中国哲学语境所观察的西方哲学把握“存在”问题的方式.西方哲学是以分别之法将“存在”分立为“在”与“在者”,“存在”作为“问题”乃是因“在”与“在者”的分别所致,这种分别的所缘是“在者”与“在者”之间的不统一性(同一性),从而衍生出我们的所见所感如何可以是可信的实在的问题.因此,由“在者”之可信之疑而走向“在”本身.如何在“在”与“在者”之间建立一个可以为“信”的桥梁,成为西方哲学努力的目标.但是,在这种分别中所形成的对“存在”本身(是)的“是什么”的把握,却不得不陷入对“存在”问题知识论的解释性悖论.     

解释·批判·对话:哲学的功能与哲学家的社会责任

哲学由于承担着对现存世界的解释、批判、对话的不同社会功能,而应当具有多元的存在形态;哲学家由于承担着对现存世界的解释者、批判者、对话者的不同目标选择,而可以扮演多元的社会角色。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通过思想库、智囊团这一中介环节来展示、发挥其日益凸显的独特的社会功能的当代世界,在对话与合作已成为解决国内外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风险的最有效途径的现时代,中国的哲学学者应努力把握、体现时代精神的特征和要求,理性地发挥哲学思想的多元功能,为构建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寻求哲学资源,从而承担起自己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使命。     

论希腊古典时期哲学理性的基本路线和模式

希腊古典时期哲学理性以辩证法和修辞—逻辑理性为基本路线,由于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可区分为四种基本模式.赫拉克利特开创了自然辩证法先河,将永恒流变观点与宇宙统一性观点整合起来;爱利亚学派确立了论辩的辩证法和怀疑批判的理性精神,为认识论开辟了道路,加速了逻辑的诞生;苏格拉底以修辞—精神助产术来追求普遍性,认为对话论辩是通向逻各斯的基本路径,他理性地反思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引导雅典人远离了自然哲学;柏拉图以形而上学—逻辑理性模式达到意识与实在协调统一,他强调对真理的洞见,将所有的哲学关注点置于统一的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c)ülgl((c)ülgil)

古代突厥语在8世纪记录外来词时存在词首的c音与s音相通现象,故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所记位于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换写为(c)ülgl((c)ülgl)的国家或民族之名称,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变体(s)ülgil.另,古代突厥语自8世纪起至10世纪以后的写本时代,经历词中的γ音、g音并入ng音这一发展阶段,故(s)ülgil的转写之一(s)(o)l(o)gil存在写本时代变体为(s)(o)l(o_ngil的可能性.(s)(o)l(o)ngil与源自"新罗"的蒙古语Solonggos(朝鲜)密切相关.高句丽以及突厥以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应为"新罗"名称的传播媒介.高句丽对新罗的称呼"徐那忽"(si(e)-na-hol)、"徐罗忽"(si(e)-ra-hol)在突厥语中最终转变成了(c)(o)l(o)gil(新罗).     

论犹太-希腊哲学诞生的两条通道

本文依据史料描述希腊化时期的反犹太浪潮给犹太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并力图刻划犹太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嬗变。作者指出以摩西五经为代表的希伯来神学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的融合是两希文化发生融合的精神性标志;由于希腊哲学被视为希腊古典文化的精神代表,使得希腊化时期产生的各种哲学均被视为希腊古典哲学的延续;然而,如果考虑到该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希腊—犹太哲学应当被视为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的有机融合,而犹太智慧文学和犹太释经学是犹太—希腊哲学诞生的两条通道。     

论犹太─希腊哲学诞生的两条通道

本文依据史料描述希腊化时期的反犹太浪潮给犹太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并力图刻划犹太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嬗变。作者指出：以摩西五经为代表的希伯来神学思想与希腊哲学思想的融合是两希文化发生融合的精神性标志;由于希腊哲学被视为希腊古典文化的精神代表,使得希腊化时期产生的各种哲学均被视为希腊古典哲学的延续;然而,如果考虑到该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和融合,希腊─犹太哲学应当被视为犹太神学与希腊哲学的有机融合,而犹太智慧文学和犹太释经学是犹太－希腊哲学诞生的两条通道。     

美国援助与希腊的经济改造(1947～1950)

1947～1950年,美国藉"杜鲁门主义"以经济援助为杠杆迫使希腊实行系列经济改造.改造结果是希腊不但没有建立所设想的"自立经济",反而经济上加重了对美国的依赖.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而不是急希腊真正之所需.希腊个案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和改造的模式.     

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

明人传状文不仅格外关注践行日常人伦的平民,塑造出一批平民化的道德人物形象,而且尤好为出身平民的"畸人"立传,包括符合传统价值观念的奇节独行之士和富于时代文化特征的放荡形骸之士。明人传状文传主身份的平民化,从一个方面昭示出明代文人勇于突破"区隔"界限的时代文化风向。在传主事迹的选取方面,明人传状文偏好选择传主的奇特之事、奇异之事与奇趣之事,加以重笔渲染。同前代传状文不同,明人传状文的选材求奇嗜异,表现出以奇显真的文化趋向。明人传状文大多兼用叙事、抒情、议论、写景等多种表现方式,作家在对各种表现方式进行多元选择和复杂组合时,往往自说自话,注入极其鲜明的主体意识,即着力以自我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认知和评价传主的言行,彰显自身的主体价值观念。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与路径

本文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以解读现实社会生活为根本。文章首先分析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创新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六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 ,从三个方面概括并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神 ;最后从四个维度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之路。     

张(鷟)白居易判文差异比较研究

张(族鸟)和白居易的判文创作享有同样的盛誉,但差异亦十分明显.张判倾向于中央各官署部门的公务奏状及所属官员职司相关之纠纷;白判则以中下层官吏和百姓生活为主.张判来源于社会现实之事务,有讥评时政之嫌;白判参酌经史律令,自出心裁.张判对各种职务犯罪依律令格式断决,刚正无私,言之凿凿,借以表达对时政之己见;白判常对仁义礼法之矛盾问题做细致入微的分析,凸显人情,就事论事.在语言形式方面,张判用典繁多,琳琅满目;白判用典较少,化之无痕,用典为说理服务.张判重背景描述,词藻华丽,铺排叙述,雕章琢句,文采飞扬,文学色彩浓厚;白判词理畅达,着重对内容的分析推理.     

论列宁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思想和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此,党如何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问题提到了俄共(布)和列宁的面前.由此,列宁提出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做到以下四点:党要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党要协调好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关系;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和掌握管理的本领,提高执政能力;党要坚决地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     

从存在论区分现代哲学和逻辑可引出什么——论现代辩证逻辑与现代形式逻辑的对称互补关系

作者严格区分了在者与存在，揭示出其对称互补的特征，并进而论述了主客体存在的对称互补及其各自的对称互补关系。由此，以言说的方式诠释了言说知识的对称互补根源及其抽象产物--现代形式逻辑与现代辩证逻辑的对称互补关系。据此，揭示了哲学本体论、认知论、逻辑学三者间的层次递进关系。最后，说明了逻辑实证论的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     

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现状及发展对策

院(系)图书资料室作为高校图书资料情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全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职能机构。健全和完善现代化的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与建设体系,能大大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有效促进高等学校的全面发展。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高教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图书资料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当前高校的院(系)图书资料室建设现状来看,在重视程度、现代管理进程和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势在必行。     

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

华语小说《我爱比尔》被作者王安忆定义为一部"关心现实的小说",其微妙地呈现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话语争锋——致力将对方纳入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全球化"作为无法逃避的文化经验,为各民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遭遇机会,同时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如何自处的文化主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一切有关民族主体性的诉求都有可能指向"他人"。这为第三世界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既成的差序二元格局中"反客为主"提供了机遇。而同时?本土文化作为东方的发言立足点,在全球化浪潮里已被策略性地"他者化",反被西方的消费文化内化为亚洲人自身的文化共识。作为"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东方主体,主人公"阿三"与恋人"比尔"的爱情构成了现代东西方文化间的隐喻。而"中国性"所指代的东方本土经验也成为这场"主体"(他者)争锋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