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突破、误区及理论根基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中作出的重大突破,但在理论界和实务中对此尚有不同认识甚至质疑。作出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无罪推定原则和控方的诉讼地位。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承担的举证责任的基本要求:应当首先提出证据的责任;应当提出合法证据的责任;应当面向被告人和法庭提出证据的责任;提出的证据应当达到定罪证明标准的责任。并专门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作出否定性回答,对法院及法官是否承担举证责任也作出扼要回应。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再思考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我国确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也日益显示出非现实性,本文就国家控诉权与被害人权利保护之间平衡的问题,从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出发就如何平复被害人的复仇情绪和满足其获得赔偿的愿望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犯罪活动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私人侵权性的双重属性,并进一步从人权保障的理念角度提出私人侵权性先于社会危害性的理论。为被害人权利保障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就如何保障被害人充分的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提出若干建议,并论证了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以期对推进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基于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理念 ,应强调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首先应赋予被害人广泛的诉讼权利 ,并确保其充分、有效地参与诉讼 ,富有意义地影响诉讼结局 ,同时 ,在诉讼中应加强对被害人人身权及人格尊严的保护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事公诉案件之调解

传统报应型刑事司法对被害人利益的漠视导致了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加剧了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冲突。刑事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利益需求的独立性和损害恢复的可能性、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犯罪概念和刑罚观念的革新。确立刑事调解制度能够使刑事司法更加人性化,有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犯罪人的改造,促进社会和谐。对确立刑事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加大加害方的预期本成,使其不敢贸然行事。     

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以某地看守所在押人员为样本

公诉案件和解是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增加的重要内容之一。立法目的是通过"私了入法"的公权力下放方式使其在解决纠纷、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从在押人员的角度考察、了解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发现问题并提出一些合理、可行的解决思路,使该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我国民事行政公诉制度的构建

民事行政公诉是在公诉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诉讼类型,其基本理论依据在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民事行政公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保护特定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目前我国部分检察机关开展了民事行政公诉的探索,但现有案例说明各地做法并不一致,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为此我国亟待确立民事行政公诉制度,并在范围、程序及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等方面予以规范.     

一审公诉案件审理期限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刑事案件多层次诉讼体系不断完善,一审公诉案件审理期限制度逐渐成型。根据实务反馈和学理探讨,该制度总体上与一审审判程序类型多元化发展同频共振,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难题,包括未能充分适应审判繁简分流的需要、影响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配置关系、损害被追诉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等方面。对此,需要统筹采取应对方案：以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统筹推进审理期限制度和相关制度改革;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以优化职权配置关系;调整现行审理期限规定以提升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水平;为被追诉人与被害人依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时间保障;完善法定审限内结案率等绩效考核制度以提高刑事审判质量。由此,方能为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提供智识积累。     

请求抗诉权与上诉权--兼论公诉案件受害人权利保障

"请求抗诉"是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公诉案件受害人发动二审程序的唯一途径;公诉案件受害人诉讼权利的间断,是"两审"不能"终审"的又一原因;有前置条件的赋予公诉案件受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是当事人地位和机会平等的要求;"审查制"的确定可以有效防止受害人权利自主过程中的权利滥用.     

轻伤害案件诉讼程序探析

构成轻伤害的刑事案件一律按自诉程序审理于法无据 ,混淆了轻伤害案件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伤害案件的关系。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不适宜按自诉程序审理的轻伤害案件 ,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智慧公诉发展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智慧公诉是智慧检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业务和技术的驱动下,智能公诉的理念和定位日趋明确,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呈现出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智慧公诉本身不是目的,它的应用限度既要考虑自身的功能和结构,也要在刑事诉讼的大系统中考虑公平与正义、公开与隐私、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在明确智慧公诉应用条件、场景与限度的基础上,可以规划智慧公诉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未来的智慧公诉建设,应继续完善检察大数据,依法精准保护个人信息,推动智慧公诉建设模式的更新。通过人工智能与刑事公诉的深度融合,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可靠的保障。     

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坚持公诉的较高标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国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层次性不够。应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对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作细化分析,提出兼顾社会利益和被追诉者人权保障,证明标准的理论先进性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     

公诉人性化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中,民主与法治促使权利意识觉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是听任宰割的诉讼客体,公诉活动要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公诉人性化则使人道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公诉观的内在禀赋。公诉人性化有其独特的内在要求:个别化原则,非刑罚处理,诉讼外心理抚慰。     

对轻伤害案件提起公诉之我见

根据法律规定,轻伤害案件应属自诉案件的范围.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司法部门却依据有关司法解释对之提起了公诉.笔者认为对自诉案件提起公诉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严重违背<刑诉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弊端,即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益,影响法制的统一性,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交通肇事案件与刑事和解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会体现它应有的价值取向。近几年提倡的刑事和解制度当然也不例外。通认为,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是由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组成,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核心。刑事和解制度顺应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然而,这项制度也是存在价值冲突的。本文试对交通肇事案件中刑事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刑事自诉案件管辖争议的处理

刑事自诉案件是由自诉人亲自到人民法院去控告犯罪嫌疑人,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辖的一种刑事案件。然而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自诉人不愿意去法院自诉而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处理的情况,作为公安机关应当或可以怎么做呢?     

聚众案件与清代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公诉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 公诉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法治文明进步的结晶。尽管因政治体制、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公诉制度在运行机制上呈现出种种差异,但其演进过程都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共同的必然规律。勾勒公诉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公诉的概念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无罪辩护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无罪辩护相比较罪轻辩护而言,由于其直接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个案中直接体现生命权、人身自由权是否将会被剥夺的问题,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无罪辩护还关系到律师"护法维权"群体形象的树立和我国的律师制度、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能否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法律赋予了辩护人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罪辩护难"的观念在律师界和学术界却早已形成共识.     

公诉事实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诉事实是构成犯罪的特定事实,是具体的、历史的事实,是检察官为请求刑罚权发生而主张的事实。公诉事实的效力范围是对法院的约束范围,公诉事实的效力及于同一自然事实的整体,公诉事实的变更必须在公诉事实同一的范围之内,并且必须经过严格的变更程序。本文在介绍大陆法系公诉事实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当借鉴该制度以保护被告人的防御权利。     

刑事公诉和解中当事人主体地位之考量

作为一种体现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平等保护司法理念的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一直颇受争议的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在立法上得到最终确认,这一立法的变化是刑事司法改革推进过程中当事人诉权和程序性主体理念对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在把握公诉和解当事人主体地位时,必须正确认识刑事公诉和解程序的不独立性,准确理解刑事公诉和解对证据制度的冲击。在厘清以上问题的基础之上,通过加大对当事人程序性主体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以及强化刑事和解中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两个方面来实现当事人在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主体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