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近代中国妇女形象——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

在西方中心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晚清时期,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对慈禧等近代中国妇女形象的正面描写,格外引人瞩目。究其原委,主要在于当政者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热情、亲善态度;基督徒的仁爱、宽容精神以及她对西方文明中固存的对异域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而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努力。尽管如此,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康格夫人无意识层面中仍然流淌着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应该更多考虑该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多元、复数的特质,充分考虑到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     

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的演绎变迁——基于晚清世博会的影像考察

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由18世纪到20世纪的传播和转变,表现为从崇尚到歧视的翻转,体现了中国古老农耕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落差。本文以世博会上的晚清中国为考察线索,以影像中出现的"中国人""中国馆"和"中国展品"为观察对象进行系统梳理,回顾百年之前西方主流世界形塑近代中国、建立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印象"的过程,着力探讨西方世界看中国是如何由主观演绎到形象曲解、直至文化歧视的历程,审视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世界中的变迁轨迹。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略论近代外交家张荫桓对西方文明的考察

张荫桓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认真考察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详细撰写的出使日记,是国人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在晚清时期出使西方的官员中,张荫恒通过自己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对当时国人关于西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无调式哲学的理性重构--评张一兵先生《无调式的辨证想象》

自晚清以来,先进的中国学人开始把译介欧洲学术著作当作开启民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西风东渐,一度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无庸讳言的是,曾有那么一个时期,严谨的学术研究蜕变为以政治需要为中轴的臆想和武断。改革开放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思潮再次兴起,但是由于以前过度的思想禁锢和与之相伴随的学术训练的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还处在一种较低的阶段,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研究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张一兵先生《无调式的辩证想象》出版了。它让我们既惊异又欣喜。     

都市景观:西方想象和现实消费的缝合体——中国当代文学"都市怀旧"现象反思

"都市怀旧"并不是对东方文明的想象,而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想象,在想象中却包含着现实的梦想和消费的欲望,这种虚伪的怀旧貌似回归过去,却逃脱不了消费逻辑和景观幻象的制约.西方的都市景观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都市景观的生产过程,对中国的景观书写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中国都市文化似乎与西方同步遭遇后现代思潮,但人们常把他人真实的后现代都市状况当成自身的现实生活,这种都市文化是需要反思的.     

《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

由睡狮而醒狮,是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勃兴期民族精神的一个文学象征,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融合,而由中国知识分子想象虚构历史生成物。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狮子形象,也有别于一般西方的狮子形象,它既是启蒙者又是觉醒者,既具有以武力为基础的强大统治力,又有威而不猛的温和威慑力。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

西方的中国观反复无常,关键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西方的中国观,是认识还是想象、是知识还是表述。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上研究西方的中国观,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在社会想象层次上构筑的有关文化他者的形象,自身生产与分配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反复但并非无常,它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摇摆,超越颠覆或整合巩固,意义都在西方文化本身。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的永远是西方。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作为他者的俄罗斯——早期斯拉夫主义中的俄罗斯和西方问题

“俄罗斯问题”在俄罗斯早期斯拉夫派的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俄罗斯问题”的实质是俄罗斯的民族身份问题,也即俄罗斯文化的原创性问题。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片面的理性主义,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俄罗斯原则”则是对完整知识和聚合性的追求,它具有西方文明无法比拟的优势,只有它才能拯救正在衰败的西方文明。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现代西方价值观传播视角下的文明冲突分析

在现代传播机制的推动下,文明间交往日益密切,西方依赖其科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西方文化价值观。非西方文化正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极有可能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可能会采取对抗的态度来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从而引发文明冲突。     

论和合文化及其现实功能

中国以儒道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和合文化包含了人与自然观思想、社会治理结构观思想、统治执政思想、人际交往思想及个人道德修养思想等五大基本思想。和合文化以其内容的广泛性与完整性及其思想的实用性,决定了它在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巨大的文化形塑功能。和合文化具有形塑出温和、稳健、睿智、克己的和谐社会主体,形塑出和谐良性的社会治理结构与政治民主体制,形塑出互爱互助、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的和谐社会大环境等三大功能。和合文化将最终有助于形塑出和谐的社会关系,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