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与天下分合

秦汉帝王功成封禅泰山,成为王朝正统、天下一统与盛世太平的标志,为后世帝王封禅创建了可资遵循的“古典”模式。魏明帝朝“遵古封禅”之议,时在天下三分;孙皓采纳群臣封禅之议,遣使“封禅国山”,时在吴晋对峙;晋武帝朝“古典封禅东岳”之议,时在天下一统。“天下未一”则拒绝封禅,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分裂割据时代的独特作用方式。魏晋时期的“古典”封禅之议,体现了君臣对“功成封禅”“封禅以告太平”的古典模式的认知与理解,彰显了“古典”封禅所承载的大一统思想对魏晋君臣的影响与塑造,其实质是对秦汉大一统思想的认同与继承。在天下分合的三国西晋历史进程中,大一统思想通过魏晋君臣“古典”封禅的政治言行得以维系、传承与强化,从而对该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符命的文体渊源与《文选》"符命"模式

<文选>有"符命"类.作为文体的符命由作为凭证物的信符而来.神化帝王的出生、视动物和文物为天赐吉祥、人造碑石以示符命,是制造符命的三种基本方式.符命的基本作用就是为易姓而王、巩固皇权制造神学根据.封禅仪典的需要和士人依附心态是待命文的产生的两大原因.一篇完整的待命文由序文、正文、颂文等三大版块构成.序文一般从叙皇恩、颂帝德和述己忧三方面叙述符命文缘起.正文一般由溯源、颂圣两大版块构成.颂是司马相如首创,内容是封禅的意义,大抵撮括前文大意而成,以四言为主,受李斯刻石文影响甚明.不过,扬雄和班固对颂都弃而不取,可见他们都不以颂为符命文之所必须.     

朱元璋文学思想与诗文风貌——兼论开国帝王文学特征

朱元璋在明初文坛的地位不高,但凭借帝王身份,他对明初乃至明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其文学思想明显带有回归先秦儒家文艺观倾向,文学观念宽泛博杂,崇尚实用功能,淡化文辞、体制要求。文风由此呈现质朴率真、粗豪雄放之美。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在历代开国帝王中最具代表性,其崇儒尚实文学思想和朴野自然文风又体现开国帝王文学重质轻文、抒情豪迈、不拘格套的一般特征。作为出身寒微开国帝王的文学典范,朱元璋文学成就不可小视。     

论封禅文体的演变及唐代封禅文的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提出"封禅文体",且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今鲜有学人对此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封禅文体的演变轨迹,发现封禅文体最初泛指内容涉及封禅的文章,与其他文体有所交叉。唐以后则演变为"封禅"或"符命",从属于诏、表、奏、启等文体。有学者认为唐以前的封禅文已形成范式,笔者经过细读作品,发现唐代文士通过学习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最终才建立起封禅文的范式。唐代封禅文在遵守范式之外,又有所新变。     

儒家文化与秦汉封禅

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的封禅活动 ,使封禅礼仪由传说变成国家最高祭天大典 ,在此过程中 ,儒家文化逐渐渗透其中。正是儒家文化的宗法伦理色彩和人文情怀 ,将原始的封禅礼仪改造成政俗合一的御用工具 ,也中断了它由原始宗教信仰向宗教化发展的道路 ,并通过秦汉帝王的实践 ,成就了千古独步的封禅文化。同时 ,儒家文化在将封禅礼仪纳入其阴阳、天地、祖宗一体化大范畴的过程中 ,也丰富了自身的礼仪内涵     

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唐开元礼》封禅仪式分析

封禅活动是中国封建帝王在五岳祭祀天地的国家典礼 ,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旅行仪式。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 ,对封禅活动的研讨显得困难重重。文章以《大唐开元礼》为素材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和象征理论 ,从封禅过程、空间象征、礼器象征和参与者角色转换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封禅活动对加强皇权、政体运作、延续文化、景区开发等都起到积极作用     

泰山文化与齐、鲁文化

齐、鲁地域文化,分别促成泰山宗教性神山和伦理性圣山形象。秦泰山刻石的“法家辞气”和始皇求仙活动,明显受到齐文化濡染。汉代封禅典礼的完备,得力于齐文化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封禅特重祭“天”,具有帝王自显和自警双重意义。鲁文化“亲亲尊尊”观念,导致汉封禅突出帝王权威和祖考之祀。“国泰民安”则是齐、鲁文化共同营构的泰山文化主旋律。     

天命之符与东汉文学的赋颂主题

东汉,谶纬成为显学,学谶之士的地位尤优于经学之士。符命思想深入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歌颂东汉君王的符命之文也就应运而生。符命之文成为儒生文士歌颂帝王勋业,又曲意奉迎的最好媒介和表达形式。天命之符寄托了汉代儒生的颂圣情怀;神雀翔集蕴涵着赋颂帝王的庄严主题;一个时代的封禅情结寄寓着人们对盛世明君的殷殷期盼。     

朱元璋与元末明初文风嬗变

明初文学,界于元末文学与盛明文学之间,作为过渡阶段,有着重教化而轻审美的特征,但其文学理论和创作都有一定历史贡献.开国帝王朱元璋在元末明初的文风嬗变中起到重要作用.他通过以儒治国、倡导质朴文风、改造士人精神风貌和自身创作垂范,有力促进明初雅正文风的回归,但其实行残酷文化专制,晚年偏爱颂世文风,阻断了元末人文复兴思潮,又导致文风出现向台阁体过渡倾向,他于元末明初文学可谓功过参半.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韩愈的天命论探微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仍是肯定天命与鬼神之存在;西汉以来,儒学为适应封建帝王统治之需要,大力宣扬君权天授,符命之说。韩愈在三家的争论的焦点中,力排佛、道家,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在天人关系的课题上,他亦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他继承了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之说,宣扬道统天命论,深信“唐受天命为天子”[1],在其诗、文、论、书等著作中,一再地宣扬天命论之思想。然因其仕途迍邅,际遇坎坷,而又时有不同之看法。今试析其天人思想如下。     

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

《读书》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的卷首,刊登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一文。文章的作者,以十分引人注目的标题,相当激动的情绪,为人性论唱了一曲高音赞歌。作者说——“你要宣扬人性吗?你要宣扬人道主义吗?”是的,我要宣扬人性,我要宣扬人道主义。对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不宣扬人性,难道要宣扬神性或兽性吗?不宣扬人道主义,难道要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吗?在这段宣言式的文字中,包含着一个似乎无庸置疑的逻辑,即:否定神性和兽性,     

初探唐太宗终未封禅的原因

封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通典》云:“古者帝王之兴,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唐太宗即位后,明君贤臣励精求治,数年后,海内晏然,“远夷率服,亿兆又安。”年谷丰稔,“符瑞”频至。群臣以为,太宗“功高”“德厚”,宜东封泰山以志盛事。由是文武百官累请封禅,而太宗对封禅之事的态度,始终不一。群臣屡清封禅之事,太宗的态度何以总是游移于“许”与“不许”之间呢?经读史发现太宗的这一思想变化,以贞观十一年为界,是随着其经济、文化、民族政策的变化而波动的。     

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     

64泰山

泰山立于华北大平原边上的齐鲁占国，几千年米，泰山成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随着帝王封禅，泰山被神化，因而又享有“五岳之长”的称号。道教视泰山为神仙所居之洞府和道土理想的修行地，称其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二洞天。道教认为泰山神和泰山奶奶是泰山最重要的神。     

论王符对汉代经学散文风格的突破

王符在继承汉代经学散文风格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背离和突破:以民间谚语作为论政的重要依据,以受汉儒鄙夷的五言句式写作自己《叙录》的大序,有时在论政中直斥当朝君主,突破了汉代经学文章“温柔敦厚”的文风.王符散文这种风格上的突破主要源于其思想中对先秦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复归,同时也是王符沉寂乡野,主动向民间文学学习的结果.这种突破虽然只是部分尝试,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王诗歌的审美特性

萧梁帝王的诗歌题材琐屑、体式较小,却借用汉赋手法,全方位刻画景物或人物,具有繁缛与形似的特征.当萧梁帝王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内精选几处物象,稍作点化,并间之以情时,其诗歌立即体现出简净小巧的风致.萧梁帝王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     

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

个人喜好以及经筵经史讲读制度的推行,使得宋代帝王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及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他们甚至能秉持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思想观念,并不时将其用于施政实践。同时,宋代帝王往往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官、私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他们在推动了宋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官修本朝史时而体现着他们的某些旨意。总之,以上均是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提高的具体体现。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