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廉助赈与清代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以《抚豫恤灾录》为中心的考察

乾嘉之际社会经济衰微,天人观念下的官赈独尊陷入困境,统治者对捐廉助赈犹疑不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发生受灾七十余州县的大旱灾,民变继之,合省各级官员两次捐廉助赈得到皇帝默许与支持,并在以后作为各地官员捐廉助赈的成案,推广至全国,渐趋常态化。这一转变肯认了捐廉助赈的作用,开启了清代中期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传统荒政的近代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光绪三十二年徐淮海灾赈中的官义合办

一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历代都比较重视对于灾荒的赈济。长期以来,由朝廷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官赈,是古代中国唯一重要的救荒形式。光绪初年,由东南义绅首倡,出现了“民捐民办”的义赈。义赈与官赈并行不悖,成为官赈的有益补充。义赈本着“救人救彻”的原则,查户切实,放赈及时,加之没有官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因此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影响到官赈。因为官赈“泽不逮下,海内成为风气,一若非义赈不得实惠”,因此有的“遇灾省份,官中亦驰书告粜,仿效义赈办法”（经元善《筹赈通论》）。也就是以官作义,将官赈按…     

清中后期山西乡村的民间灾赈——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中心

清中后期,山西灵石县静升村频繁遭受各类灾异侵袭。在国家荒政体系衰败、乡村社义仓赈济收效甚微的大背景下,静升村西王氏在乾隆年间多次开展捐输施赈,除本族人外,亦兼及族外乡民。随着西王氏的式微以及异姓乡民实力的增强,静升村逐渐形成以村社为核心,通过捐赈公项购粮救济全体乡民的民间灾赈机制。历次灾荒赈济过程中,静升村不仅有效地救济了乡民,而且捐赈公项往往留有盈余,甚至在丁戊奇荒赈济后还有余额。静升村的个案研究表明清代华北以村社为核心的民间灾赈具备持续开展较大规模赈济的能力。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专门赈济我国天灾的最大的民间性国际赈灾机构。为防救农村灾害并复兴农村,华洋义赈会举办了急赈、工赈、农赈,在河北倡办了农村合作社,后来逐渐推广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还举办了农事、林事试验场、农事讲习所等,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并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     

试论华洋义赈会的工赈赈灾

华洋义赈会,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简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舍办的慈善救灾团体。它以“防灾胜于救灾”为基本理念,认为工赈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赈灾方式。在灾时与平时以工代赈赈灾恤贫。其工赈规模大,成效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后期煮赈浅探

煮赈是明代荒年救饥的主要方式，本文对明代后期赈粥方式的变化，政府对煮赈过程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煮赈对当时社会稳定等重要作用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民间义赈研究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自然灾害频发。政府应对灾害的力量是有限的,民间义赈迅速发展,在灾害发生后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并驾齐驱,甚至是已经超于政府之上。由此,我国实现了赈灾由荒政向义赈的转型。     

明代捐监制度研究

明代捐监即向政府捐纳钱物换取入学资格,属于变相的卖官,产生于1453年。明代捐监制度包括对捐纳者身份、物品等规定。捐监既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沿袭下来赀选制度的继续,更是社会弊政。降及明末,捐监制度向各领域渗透,对明代中后期教育、学风,乃至吏治造成恶劣影响,为清代捐监之渊薮。     

清代中期工赈工价相关问题之研究

工赈作为国家的一项善政,其支付工价之内容、方式、标准及水平,都直接关系到工赈救荒之实际效果。文章对清代中期工赈工价之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18世纪清代中国之工赈工程建筑材料相关问题探析

工赈作为一种救灾形式,其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建筑材料作为影响工赈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其采办情况不仅影响到工赈的实效,而且反映出政府在救灾活动中的效率和组织程度。经对18世纪清代中国工赈工程所需建筑材料的基本类别及其供应来源、工赈建筑材料的采买情况以及工赈办料中存在的弊端等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可知18世纪清代的中国政府在工赈建筑材料的采办方面,不乏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不失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制度性和灵活性之间的衔接转换又给一些承办人员留下了侵蚀、糜费国帑的机会。承办官员在办料中侵蚀、糜费国帑,懈怠敷衍、扰累百姓等弊端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赈救荒政策的实际效果。     

民国北京政府义赈奖券述论

义赈奖券是中央政府有史以来为筹集灾区赈款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彩票。但不知囿于何种原因,以往人们在谈及奖券的历史时,很少甚至没有提到过义赈奖券。作为一种国家性行为,义赈奖券受到如此冷遇是不足取的。基于此,本文在占有相当材料的基础上拟对其进行初步探讨。冀通过对其发行过程的整体梳理和分析,力图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现象及修正传统的些许看法。     

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1922年湖南华洋筹赈会的活动

民国十年（1921年）,湖南省发生春荒秋旱且受灾面积广大。“因政府放米出关,致失中外信用,不能募集巨款”（长沙《大公报》,1922年1月5日,以下凡引自该报者只注日期）,湖南省政府无法应付荒灾。时值凤凰人士熊希龄由京返湘,见情势颇急,加上历年向国内各方募赈已成弩末,且旅京筹赈会在湖南办理义赈会4年已精疲力竭,于是借鉴办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赈务时赖外侨人士筹募巨款的经验,决意在湘组织赈团。湖南华洋筹赈会应运而生。湖南华洋筹赈会是由中外人士共同组成的赈灾救济团体,推熊希龄、赵恒惕为会长,谭延闿、聂其杰及美、…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民族情怀与政府旌奖：晚清赈济中的华侨

中国是个多灾荒的国度，晚清时期亦不例外。晚清赈济除官赈外，民间义赈亦颇为显著。其中逐渐获得“正名”身份的海外华侨日益成为协赈的新生力量，并在普赈、工赈等环节表现出色。从“丁戊奇荒”到徐海水灾，在全国各地的水旱灾害中，华侨以多种方式募捐赈款汇寄灾区，与国内官赈和其他义赈相辅相成。晚清华侨的跨国赈济行动除近代性这一最大特征外，还呈现出祖籍地施善与跨省际赈济并存，主动捐赈与劝募施赈并存，精英领捐与群体集捐并存，以及注重救助物品的适宜性等特点。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海外华侨通过赈济，积极参与晚清事务，并获得了官方嘉奖，成为其提高国内政治地位，并与晚清政府构建新型官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义赈救济探析

民国时期河南灾荒频发,义赈活动快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影响巨大。民国时期河南义赈主要表现为个体名人善士、区域性群众性团体和国内外慈善团体灾后积极参与救灾。相比较而言,在各种救灾团体中,华洋义赈会是各种义赈组织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义赈组织,其施赈范围和力度在当时都是空前的。民国时期河南义赈无论从其救灾思想还是从其具体的救灾措施来看,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实用的,但也有其局限性。     

中国红十字会救助1928至1930年西北华北旱荒述略

在对 1928~1930年西北、华北旱荒救济中, 中国红十字会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成立筹赈处和筹赈委员会, 发行“宝塔捐”, 强力推进“救灾保种”救援行动计划, 设立妇孺收容所, 开办灾童留养院, “为中国赈务作一模范”。尽管救援行动存在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但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晚清时期民间义赈活动探析

晚清时期各种灾荒不断,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绅士富民为主体的民间义赈活动兴起.与以往传统义赈相比,晚清时期的民间义赈具有活动范围扩大化、活动内容多样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等特点,它是晚清时期赈灾救灾中重要的力量.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局限,民间义赈也存在不足与缺陷.     

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

1931年的江淮水灾对国民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政府救灾缺位与不足的情况下,民间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自救与援助灾区的义赈活动。此次义赈募捐,在机制方面多所创新:组织了纵横交错、辐射力很强的募捐网络,成功运用了各种新式传媒,发动了企业界营业助赈,开展了社会的义赈与慈善公益教育活动,展现了全民参与式的动员广泛性,收到了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