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范式探析——以“7·5”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传统的范式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应对危机的效率以及效果难免受到影响。通过借鉴以往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范式,结合乌鲁木齐＂7.5＂事件,从微观领域针对有效应对公共危机范式的建构进行初步探讨,以致力于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90后”大学生网上信息接受习惯的实证研究——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介质,以其信息传播的广容性与共享性、传播世界的虚拟性与速度的迅捷性等天然特质,吸引着人们纷纷“触网”。“90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渗透到他们学习、生活、交往和娱乐等方面。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的“90后”大学生,早已习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网络改变了该群体获取信息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此,本研究对321名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归纳出“90后”大学生在网上接受信息的习惯的现状,并对其网上信息接受习惯养成的原因作了探索性分析。     

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当代美国政府权力制衡——以“通俄门”调查为视角

2019年3月22日,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交通俄门报告,历时23个月的案件调查最终以特朗普总统无罪而落幕,其间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争议。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特别检察官在当今美国分权体制的功能性作用已被削弱,调查过程中的政治渗入使其无法做到持身中正;而就通俄门的调查过程来看,政府与国会间的政治纷争愈演愈烈,体制制衡的正面作用逐渐演变为政治制衡的负面掣肘。当代美国政府权力制衡的这种转变,日益威胁着美国宪政体制的稳定。     

网络参与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的个案及社会学思考——基于汶川地震减灾中的“万科捐款门事件”

在汶川地震减灾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期,“万科捐款门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论争,一些观点从“合法性”及其操作性层面来解释捐款门事件的是是非非,有的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万科捐款门事件”中,网络参与的是一场非直接物质性冲突,是合理化行为采取了吊诡的形式,促使其合理性目标的实现。这种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当下社会,关注和适时调节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对于缓和冲突,尤其是防范直接物质性的社会冲突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冒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以“蚂蚁花呗”与“京东白条”为例

在刑事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冒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行为的认定较为混乱,主要有盗窃罪、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争。该类行为的刑法定性中,厘清相关产品及其额度的性质,区分不同的冒用行为模式是关键。根据发行机构和产品功能进行判断,网络消费信贷产品既非网络贷款,也非虚拟信用卡,应当首先排除构成贷款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应当构成盗窃罪,普通的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被害人以及行为人在冒名行为中的具体差异进行区分判断。     

“权力——信息”约束下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以X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当前中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举措。然而,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的政策表达与地方政府执行相悖的现象,进而影响扶贫的实际成效。这种现象源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权力和信息方面拥有各自的优势,并由此引发它们围绕"权力—信息"优势而进行的政策实施互动所致。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方式及行为选择,影响了中央权力向下渗透的程度,也影响了中央对信息的控制力度和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     

中国愿景:“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

经济增长的"黑洞",是一种吸噬力无穷大的奇异现象。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在快速增长,成就瞩目;另一方面这个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断裂的威胁,正是来自这增长自身的力量。探究经济增长"黑洞"的成因,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上,侧重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实际关系。并认为:"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就是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隐含着吸噬其他对象发展能量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形成"黑洞"的主因。抑制"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破解增长的"黑洞",惟有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公平。发达国家的事实表明,"效率"与"公平"并非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单纯追求公平的资源配置,谈不上"效率优先",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此低效率的"公平"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控制的下线;而突破公平与正义的"效率优先",必然产生"黑洞"效应,最终可能导致走向增长的反面,如此高效率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警惕的上线。基于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落实"效率优先"与体现"社会公正"之间形成最佳取值范围,这个取值范围也就是最佳值。"效率"与"公平"的下线与上线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理论上推想可以建立一个数理模式,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最佳取值的参照。     

大型网络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失范与重构——以温州动车事件为例

在温州动车事件中,以铁道部为首的相关政府部门的失当言论与行为,导致其处于角色失范状态,引发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并造成舆情失控局面。网络化时代,信息传递方式不断变化,网络媒体日益发达,信息权力地位不断彰显,但这并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所以其在重大网络事件中的角色失范常常难以避免。大型网络事件的政府角色重构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它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举措。角色重构之途在于:利用迟发展效应,借鉴西方成熟的应对策略,树立真诚对待网民和网络媒体的理念,打造完善的舆情监控平台,整合相关部门力量、形成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制度,完善常任与临时、全职与兼职、新闻与网络相互结合的发言人制度,建构政府议程、大众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三元联动的议程互动模式。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多元参与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警示与策略——基于“洁洁良”事件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论事件日益增多,厘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应对危机对提高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经由“洁洁良”事件的典型案例分析,基于多元参与的视角归纳出媒体、网民和舆论对象三元主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为风险。为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困境与危机,当前提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需完善事前预警与回应相结合的前置性治理策略,加强事中引导与化解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策略以及巩固事后归纳与教育相结合的隐藏性治理策略。     

破解跨界水污染之困--以“黄浦江死猪事件”为例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爆发,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处理跨界水污染危机事件中,缺乏跨界水污染源头治理和“下游主导”的科学管理理念,缺乏有效的跨界水污染协商机制,协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借助相关核心概念和协同治理理论的内容,在充分分析该事件暴露出的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探究出破解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的可行性方案,即建立源头治理的危机预警机制,建立跨界水污染治理协作机制及相关保障措施。     

试析新媒体语境下虚实交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应对措施——以启东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断增多,形式也日趋多样,其中就包括了虚实交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以启东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定量的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总结出意见领袖、媒体责任、政务信息管理、舆论场与群体极化五个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正向系统反馈与因果循环是该类事件的发生机理,并以此提出四点应对举措。     

论大众传媒语境下我国藏区“信息场”的重建与话语权的转移——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

随着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形态在藏区渐次更替和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藏区乡村"信息场"逐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移。本文在系统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大众传播语境下宗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场"的偏移、媒介话语的兴起与藏区"公共空间"的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中"舆论领袖"的更替和大众传播时代藏区乡村秩序的重建等问题。     

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历史经验——以“5 • 12”汶川地震为例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突发性事件频发,给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服务提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文章以“5·12”汶川特大地震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历史梳理和现实回归分析,总结了哲学社会科学在突发性事件中所展示的巨大作用,得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处理社会突发性事件中必须和自然科学形成社会服务共同体、分阶段抓住重大现实问题、为广大人民提供智力支持等重要启示。为进一步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社会服务功能,加强突发性事件的前瞻性研究,维护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提供了理论支持。     

试论父母教育权与其他教育权的关系——以“孟母堂”事件为切入点

"孟母堂"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关注并重新解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关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国家教育权之间关系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在合理行使父母教育权的同时,充分运用学校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与公共教育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从而促进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华为“挖角”事件后的冷思考——兼论企业人力资本管理

现代企业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本文以华为“挖角”事件为样本,主要分析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管理中的新问题、新趋势,并就如何有效提高人力资本管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