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政治思想:以索亚为例

在批判社会理论"空间转向"演进的脉络中,正义概念日益从一种价值和道德判断走向一种政治正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的双向流动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隐到显的过程,诞生了诸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政治学、城市权和空间正义联盟这样积极的中层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之思,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者直接挪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资源,而是需要在西方理论与本土现实之间做一种"嫁接"和创新,回应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空间矛盾和问题,唯有如此,本土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正义才有可能。     

“边缘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拾掇索亚《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中介,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空间正义论纲：逻辑起点、理论特质及问题视域

空间正义的出场与发展是理论转向和城市化现实推进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使得正义理论发展与空间的互动日益频繁，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呼唤新的城市正义理论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空间正义首先源于空间与正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双向构建，同时也是对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正义问题的具体回应。空间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离的相关性范畴，空间正义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差异性以及多尺度综合性等理论特质。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分配”问题，更要站在城市主体尊严的角度关注“承认”问题，以及研究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问题。     

切入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三重构造

以批判性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至少还具有三个与批判维度紧密关联的现实性话语构造值得关切：一是现实深描，即深入揭示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特征，并基于对都市或城市的个案深描综合呈现空间的社会关系特质；二是宽容认受，即一并认受主体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遭遇，直面自反性社会现实；三是理想执求，即追求空间人权、空间正义和社会主义空间。     

数字空间正义的理论内涵、缺失表象与弥合路径

数字空间是互联网集团代表的市场资本和掌握数字知识的技术精英共同塑造的新型社会空间,而数字空间正义就是对数字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异化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意指社会个体能平等公平地分配数字资源以及拥有充分数字权利。数字空间生产中,受市场资本和技术精英的共同支配和影响,数字空间日益沦为数字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空间,技术精英进行监视以及自我约束的规训空间,类型和功能均具明显单向度特征的同质空间,延续并再造新型社会不平等的区隔空间,进行免费劳动的剥削空间以及引导预售的消费空间。长此以往,数字社会日益沦为单向度社会,数字生活沦为单向度生活,人也日益丧失否定、批判和创新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为打造正义的数字空间,实现诗意的数字生活,须坚持数字空间生产的人本性和正义性取向,通过完善契合数字空间运行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数字资本时空运作以及生产复合型数字空间,再造专业型数字文化空间激发数字生活的集体记忆,秉承差异再造原则并保障主体数字权利,确保数字技术开发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等路径予以实现。     

空间的多重维度——作为政治与资本表达的空间

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之必需,长久以来一直被作为静止的人类生存与生产的"场所"。然而,空间是人类再造的产物,它本身具有社会性。在不同的时代,空间具有不同的含义,如农业社会神秘的、魅惑的空间,工业社会祛魅的空间,等等。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空间与资本、空间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导致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使空间正义以及区域剥削问题凸显出来。这不仅赋予了空间新的属性,而且超越了以往线性的历史决定论,预示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     

论城市空间正义

城市空间正义的目标是要保护公民的空间权益,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平等性及多样性。但是应然的价值诉求与实然的状态之间由于社会结构动力和文化动力的双重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具体表现为城市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剥夺以及空间的隔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矫正城市发展空间正义缺失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要建立城市空间正义,应当明确定位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合理制定落实城市发展政策。     

空间理论的三次论争与"空间转向"

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它还是一种文化、政治、心理的多义现象.空间的构造、体验以及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思想史上空间本质认识的三次论争以及近些年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充分展现了空间作为"未知之地"的理论魅力.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的区分出自对空间属性的认识与把握,先验空间与经验空间的争辩则出于自然实在与主体知识的有效关联,对空间的意义的关注则产生了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区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更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从而证实空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现实.     

《共产党宣言》中空间失义的批判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全球性的空间结构对立、城乡二元空间断裂、城市内部空间的分异与隔离三个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扩张与增殖本性导致的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空间的全面失义;也指明了重构正义空间的方案与道路,即通过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与共产主义革命彻底消除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切私有制社会,构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正义、和谐、幸福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重新阐释并逐步解决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空间失义的系列难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营造全球正义空间秩序的有益探索,以继续推动城乡一体化、现代城市的科学治理为突破,铸就大格局的正义空间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     

空间正义视阈下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引领性和先导性作用。交通发展是变革空间生产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是促进空间正义的重要途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阶段的演变，区域空间格局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过程。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是交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空间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新时代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坚持差别原则和综合均衡原则，探索交通发展的空间正义策略，合理运用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促进区域空间交通的均衡发展，缩小交通发展的空间差距，以彰显空间正义。     

都市文化与空间正义——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空间正义是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旨归的上海亭子间文化一度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的文化飞地特质兼具包容性和异质性,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青年亚文化———"薄海民文化"。货币、出版和身体的解放力量在文学空间聚合,空间正义成为文学实践无意识层面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亭子间亚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历程则折射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空间权力的转移。     

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要坚持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要求保障人民的空间权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伦理诉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以多样性为追求。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着空间正义缺失的状况,其基本表征为空间的贫困、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同质化、空间的隔离化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生产的相对滞后、资本逻辑支配空间生产以及集体行为逻辑的存在。因此维护我国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采取三重维度的解决路径,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消弭资本逻辑副作用、破除集体行为逻辑。     

迈向空间正义的民族国家发展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空间正义"已成为空间发展的重要议题,这为我们剖析民族国家空间发展提供了新视角.空间生产时代,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越来越对民族国家空间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造成了民族国家空间资本化、空间殖民化和不平衡地理发展.为此,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以空间正义为目标导向:一要坚持平等性原则,推进"人类命运共同...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及启示

城市居住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一个重要的微观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研究,关涉城市居住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城市居住空间的资本化及其后果、政府在城市居住空间生产中的角色,以及空间剥夺与空间正义问题,重新梳理和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居住空间思想对于我们审视当代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空间生产理论视野中的历史街区更新

在空间生产的理论视野中,历史街区具有物质、精神和社会三重属性,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其本质是由城市居住者共同创造的共享资源。作为一种空间生产过程,历史街区的更新实际上是对空间资源及利益进行再生产与再分配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了街区的建筑形态、空间格局、文化氛围与社会关系结构。然而以往更新实践中的大拆大建模式因参与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公共空间的失落、在地文化的流失、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剧变,充满着不正义性。与之不同,北京杨梅竹斜街的更新则是一场由多元主体合作的,致力于融合传统与现代、外来与在地、商业经营与历史文化传承及居民日常生活等多种要素的有机更新实验。其更新理念和行动回应了空间生产理论对三元空间完整性的要求和对参与空间生产的城市权利的正义追求,为历史街区更新实践提供了借鉴。同时,历史街区更新是一个充满着多元价值和利益冲突的复杂过程,应该诞生于城市各主体平等和协商地共享创造之中,因此,杨梅竹斜街的可持续更新将仍处于实现上述多种要素共生共在之理想的探索之中。     

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及其批评者——兼论“分配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作为公平的正义"表达出罗尔斯对于平等的特别关注。在罗尔斯之后,诺齐克、桑德尔、阿玛蒂亚·森分别从"持有正义"理论、社群主义立场,以及能力、权利、发展与自由的关系等角度,展开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和讨论。总结不同学者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有裨益。     

空间正义的“权利—价值”逻辑及其实践策略

空间权利化和权利空间化使空间和权利得以联姻,城市化的空间再造和重构使这种联姻更加紧密。正是在这种联姻中,空间是否正义的问题凸现出来;空间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其遵循着经济的"权利—价值"、社会政治的"权利—价值"、文化的"权利—价值"和生态的"权利—价值"四维价值体系。践行空间正义要在这一四维价值体系的引领下进行,要突出有利于"最不利者"的价值导向,要着重提升城市的共享性、包容性和生态性等。     

类正义论略

根据人类的主体存在形式,我们把正义划分为类正义、群体正义与个体正义.类正义是以人之类集合为正义承担主体,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价值评价中枢的正义.类正义涉及正确处理两类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人类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类、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以求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正确处理人类与外部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关系,以求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城市精神空间的生态反思及其重塑的实践路径

城市空间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但现代城市在规划与设计上都偏重物理空间而忽视精神空间,导致了城市精神空间层面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主体缺乏精神和情感交流、人际关系的物质化和"异化"、心理距离的加大、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和场所感的迷失等;现代科学工具如手机、视频监控、可视电话以及机器自助服务、网络终端消费等大大降低了人际交流和...     

空间正义之维的新时代城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空间正义;新时代城市治理以促进空间产品分配正义为基点,在对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治理中建设美好美丽的空间场所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发展正义;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为指导,探索新时代城市治理的过程机制和方式方法,切实推进人民群众的空间分配正义、空间协商正义和空间关系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