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在二战以后广泛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发达国家采纳的。而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的实现。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更是司法文明和司法和谐的体现和要求。     

社会救助权的可诉性及其证成

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权利,是通过救助社会弱者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救助权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特别是以可诉性为基础的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当走出传统社会权不可诉理论之误区,顺应时代潮流,肯认社会救助权可诉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衔接的探索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是我国为实现宪法原则,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得到法律帮助的两项法律救济制度,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在司法实践中,探索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对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两项法律救济制度衔接的具体操作进行了一些探索。     

现代宽容与我国刑事司法变革

现代宽容呈现出强烈的制度化、法律化、普适化倾向.现代司法表明.现代宽容在刑事司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凸现出宽容的独立性价值.我国刑事司法对宽容的制度、政策回应可着力体现为:从报应型司法走向恢复性司法;确立有利于被告原则;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研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加害人、社会与国家如何救助被害人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实施方法的总称。建议构建一个综合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以确保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落到实处,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该综合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既有其理论基础,又有其实践基础。具体内容包括:以加害人救助为主导,以社会救助为补充,以国家救助为保障。     

弱势群体子女教育救助：从道德诉求到制度正义

我国的教育救助是一种基于道德诉求的济贫式救助，其责任主体界定不合理，项目杂乱，资金不足，救助方式不规范。不论从社会正义发展的要求看，还是从贫困文化论与人力资本角度看，都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确立正确的教育救助政策取向，实现从临时性救助到制度补偿的转变，从基本受教育权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建立协调有序的救助管理体制。     

WTO框架下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

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是WTO协定所规定的一项全新而重要的制度,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很大区别。就法律适用制度而言,其适用依据除国内法外,还包括WTO协定。但是在后者是否具有国内直接适用效力问题上,WTO并无明确规定。WTO各主要成员皆倾向于持否定态度。中国不应该在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中直接适用WTO协定。     

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

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已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首先探讨了国家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本质,认为建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以道义责任论为基础;根据国情,应明确救助范围;为预防犯罪,也应明确不予救助的情形。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人文本质论析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被害人蜕化为国家惩罚犯罪的工具,其自身所受侵害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和恢复。这与现代法律制度所普遍赋有的人文主义本质显然相悖。当代各国给予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行动标示着被害人保护领域人文精神的复归。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积淀的物质财富和人文精神为构建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

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主要包括赈恤制度、收养制度、刑律优免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法律保护制度和赋役免除制度等。其救助范围大大超过了前代,成效比较显著,体现了蒙古统治者的文治手段的加强和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为明清时期社会救助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探析

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者,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犯罪人,被害人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地救济。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普遍潮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城市困境儿童救助的效果评价与政策选择——基于N市的经验研究

当前城市儿童救助实务领域主要存在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生计窘迫、司法保障乏力、社会福利资源不足、社会支持和专业能力建设不强、监护人能力欠缺等问题。对此,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社会保障兜底经济困境、司法系统提供规则框架、社会力量多元参与、重视多系统多专业分工合作的儿童保护体系。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儿童保护领域的有益经验,在后续的城市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中完善司法和社会救助制度,鼓励困境儿童救助向职业化发展,吸引专业人才进入并搭建合作平台,变当下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为岗位和项目分类购买模式,从而促进儿童救助事业的良性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探析

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者,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犯罪人,被害人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地救济.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普遍潮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自由的二元性理论及其社会意义——基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自由内部的二元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构成了政治现代性发展的内在张力。自由理念构成正义的道德基础,消极自由关联市场正义,积极自由诉求社会(分配)正义。消极自由具有抽象性、形式性和保守性,片面坚持消极自由必然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是统一的。积极自由是实质自由,积极自由的价值理念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以及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证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底线正义,反映了人类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的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

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社会公平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制度正经历着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的重大变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制度转型,是对具体救助问题解决的路径指引;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了社会救助理念及其制度创设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化,而法治化则为社会救助变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制度框架.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变革必须藉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为逻辑起点,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研究——基于公平与正义视角

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衡量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因子。在目前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基本制度保障,但该制度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有效途径,以实现贫困人口卫生保障供给的＂正义和公平＂。在目前新医改的背景下,应重点完善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科学界定救助对象、拓宽资金渠道、发挥各医疗救助主体的作用、完善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衔接。     

新时期中国多元主体的社会救助制度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我国社会救助制度逐步完善,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实际的发展而言,都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主体逐渐多元,社会救助的方式和理念相比过去也有了很多的不同,因此,对社会主体多元性展开相关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者更好地了解社会救助制度实际的发展,找出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给出合理的解决方式,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在新时期发展中的稳定和和谐。笔者试图对此展开研究,进而促进实际业务的发展,为相关业务的展开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信访救助制度规范化路径思考

信访救助是我国社会救助和信访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在我国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缺乏体制和机制的支撑,加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诉求导致信访救助应急性、非制度化特征十分明显。为促使其规范化运作和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加强立法方面的调整和规范。     

论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关系及实现

社会救助作为反贫困的长期制度安排,多元救助主体是其主要特征,多元共治是社会救助事务的核心要义。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定位上,国家是社会救助首要的义务主体,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家庭、个人也负有社会救助的义务。在社会救助多主体责任的关系上,个人自救、家庭互助在主体责任关系中处于第一和第二位阶,“穷尽其他帮助”是我国社会救助法律规范中的要件,国家在主体责任关系中是处于最后位阶。为此,在我国社会救助立法和政策改革中,通过明确政府的给付责任,强化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实施分类管理和开展社会救助服务,激发有劳动能力者的个人积极性,推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和个人尽责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助的多维视角

刑事被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应将其作为独立的主体予以全面保护和救助。我国目前还没有从多维视角全面考察和规划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助问题,为全面有效地保护刑事被害人,就很有必要立足于程序、实体、制度和管理等多维视角,建立体系性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坚持诉讼外救助与诉讼内救助相衔接,社会救助与国家救助相协调,精神救助与物质救助相统一,事前预防与事后救助相融合,实现对刑事被害人的立体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