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农民工居住环境与年老后定居方式选择——基于辽宁49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性别视角下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基于厦门和漳州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厦门、漳州两地614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烈,只有28.3%的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合理的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就业质量(拥有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及工作满意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较低的就业质量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注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数据

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包括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客观生活质量具体表现为居住状况、工作状况和权益保护、消费状况、婚姻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健康状况7个方面,主观生活质量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环境较差、收入偏低且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家庭生活质量不高、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闲暇生活单调、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以生活内容诸项排列,从高到底依次为：婚姻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就医状况满意度、居住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尽管城市农民工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有一定差别,但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导致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较低的原因有很多,社会排斥是其中之一。城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后,遭遇了城市对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排斥。要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生活质量,须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建立覆盖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工制度;积极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提高城市农民工的闲暇生活质量。     

农民工居住问题:解读漂泊状态下的特殊性

基于797例兰州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居住需求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工而言,"住房问题"的困境不在于找不到住房,也非居住条件难以忍受,而是住房如何与方便工作相结合。同时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取决于是否便宜和方便工作而非房屋条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性质、年龄与婚姻状况等因素影响其住房解决方式。目前状况下,市场机制已经在解决农民工住房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致力于如何满足其特殊需求与完善市场机制的政策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关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属性、职业特征与居住方式3个特征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住房面积、居住形式、住房支出、住房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时间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职业类别和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不够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浮光掠影看美国

租房·买房·保险,交税 比起国内,美国人的居住条件是很好的:一般人家都有宽大的起居室、舒适的卧室、设备齐全的厨房、清洁的卫生间,有庭院、车库、地下室和供暖设施。然而住房费用是昂贵的,特别是在纽约,中等收入的家庭房租一般要占总收入的25％以上。所以长期居住的人都设法创造条件买房子,因为买房付下一笔10％到20％的“头 款”(DOWNPAY)后,余下的可以向银行贷款,分10年至30年期归还;虽然承担一些利息,但每月所付出的本息并不比租金多,房产却是自己的的。显然租房不如买房。 我们在美国逗留期间经历了女儿家     

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调查报告

传统的环境监测指标虽然涉及多个方面,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考虑居民对城市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指标。选用绿色环境满意度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在全国8大区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个城市的11 689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昆明、成都、北京、上海、武汉、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兰州、广州;生活满意度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成都、哈尔滨、昆明、乌鲁木齐、北京、西安、上海、兰州、武汉、广州。不同人群在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总体上来看:女性对环境和生活满意程度显著高于男性;年龄越大,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工人和农民的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对环境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越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环境满意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汉族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少数民族;在某个城市居住时间越长,环境和生活满意度越高。总体而言,中国10城市环境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整体偏低,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10个城市中,昆明、成都的环境和生活满意度都靠前,兰州、广州的环境与生活满意度都靠后。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北京、天津和武汉3地357份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有待提高;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外出打工人数、收入水平、打工居住条件、对居住条件现状满意度和房价预期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意愿。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分析——基于厦门307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内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何去何从。本文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质量、住房质量、社会关系质量、心理认同5个维度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整体不高、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城镇社会保险覆盖率低,整体住房满意度达不到期望,在本地社会关系网较弱,对城市的归属感不够强烈。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该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城中村管理划入城市建设中,应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基于住房保障面不断扩大背景下的农民工住房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村转移劳动力形成了城市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存在着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差,居住条件改善缓慢,也没有把低收入农民工住房全部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农民工家庭住房问题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制度,把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的范围,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     

城市新就业职工基本住房支付能力研究——基于合肥市两次抽样调查

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城市新就业职工基本住房支付能力均较差,特别是购房月供能力严重不足。比较而言,剩余收入是理想的住房支付能力判断指标;住房可支付性指数可用于租房支付能力判断,但不适合购房支付能力判断;房价收入比是否超过6∶1仍然是简单易行的房价高低判断标准。收入、房价(房租)、住房贷款利率,是影响住房支付能力主要因素。建议新就业职工以租房为主,在收入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后,再选择购房;对首次置业、购买90平方米以下普通商品住房,提供优惠住房贷款,提高购房支付能力。     

日本大都市四成以上人租房

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一半还多的人口，一向以拥挤著称，在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后，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住房消费趋于理性，根据经济实力选择住房类别和消费方式成为主流，买房居住不再是首选，租房居住者越来越多。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卡消费、住房产权、居住质量、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等具有生活适应性和社会融入度的指标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等也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户籍、婚姻、就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社会分层和经济状况的指标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在与购房成本等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影响流动人口经济状况的指标对流动人口的生活适应和社会融入影响不大,因而,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比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等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定居城市更加行之有效。     

超声空化处理对冷金属过渡焊接过程的影响

基于 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01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排斥角度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居住隔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居住隔离程度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低,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和在大型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居住隔离通过影响城镇社会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间接影响个体城镇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适应状况,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抑制作用。本研究为有效解决人口半城镇化问题和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提供重要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