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每一个国家在政权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组织之外,还有必要将领土划分成若干部分,并按此区域的划分建立各级地方政权,以便形成系统的权力组织,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但有了地方政权,必然会有局部利益同全国性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地方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往往表现了中央同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当某个国家的地方制度所     

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探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党与人大的政治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与国家政权机关中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基本运作程序的探析,厘清党与人大之间真实的政治法律关系。     

公共预算中的权力与民主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批判

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求解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一矛盾被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问题。黑格尔希望以理性国家来升华市民社会,卢梭寄希望于个人的心灵默契,哈贝马斯等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理想为旨归展开公共性批判,尽可能地达致普遍利益的实现。     

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分析

乡镇政权是我国权力体系的基础。乡镇政权在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行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结构失衡和功能柔弱。实行简政放权,理顺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是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共和、民主抑或制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辨析

文章在剖析马基雅维里之政体观、阶层矛盾和制度安排等主张的基础上指出,在建构政治体系时,他考虑的落脚点不是怎样维护君主、贵族或平民的利益问题,而是国家政权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实现这一政治要旨的重要方式是权力结构的平衡与权力制衡。因此,马基雅维里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诠释的那样,是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

政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政权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权源问题,即对权力来源的诠释;二是权力转移模式问题、即对政权更替的论证;三是对权力具体运作的规范问题,即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积极挖掘传统资源的有益成分,融入时代精神,更好地服务于目前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     

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以杭州为中心的讨论

政治参与是中国商人近代化程度的重要表征。清末民初,随着政府一系列惠商制度与政策相继制定与实施,近代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被激发,商人的政治参与也开始大幅提升。然而,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在不同政权及同一政权下不同区域呈现出趋异的特征。总体而言,在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强时,商人政治参与性相对较弱,主要表现为民族抗争;而当国家基础性权力较弱时,商人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实践。在既定的国家权力框架下,近代商人政治参与主动性与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尤其与区域商业近代化形成明显的互相影响。     

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定位与动态平衡

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张作霖死后奉系政权得以延存的重要标志,也是张学良时期奉系政权的象征和标志。从易帜谈判时的东北政治分会到易帜后的东北政委会,表明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形成并最终定位于东北。东北政委会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谋求瓦解和控制东北,于是双方在东北政权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博弈,使东北政委会政治空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从本质上说,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政委会之间的权力博弈,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斗争。     

论政治监督与依法治国的实现

依法治国的要义在于调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遏制国家权力的专横和腐败 ,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依法治国是社会对国家的诉求 ,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某种均衡 ,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而政治监督的实质是权力的较量 ,没有高度的民主 ,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国家权力。政治监督的有效性还建立在健全和完善的法制体系之上 ,依法办事并不一定就是依法治国 ,但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办事。     

评奥菲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诠释

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诠释是奥菲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奥菲以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为基本理论出发点,不仅解析了福利国家在组织化权力结构方面的矛盾,还解析了福利国家在资本利益与国家政策、民主与政治、合法性与效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奥菲指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是无法逆转的结果,福利国家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取消福利国家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自然权力与政治权力——基于“三人决斗”的分析

自然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三人决斗”分析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人们从不合作走向合作是自然权力双重含义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任何合作的前提是,具体的个人期望在联合起来与他方发生冲突以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够达到彼此所设想和同意的力量均衡。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     

国家是什么——"国家即阶级压迫工具"探本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因而也就是拥有主权的社会,也就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也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因此,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最根本特征。这种特征是如此根本,以致西方现代主流思想竟然将国家与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治组织、政治实体等同起来,从而误以为国家就是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就是政权、政治组织或政治实体。马克思主义则从此出发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仪式背后的政治诉求：以中镇霍山镇岳化为例

山岳崇拜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有人类便有对山川进行祭祀的仪式,最初属于原始礼俗,并逐渐转化为原始宗教信仰。出现国家政权后,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典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山岳镇岳化过程中,霍山原是西周霍国祭祀对象,霍亡后成为晋国祭祀对象,此后名列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九镇之一。九州九镇说表达了对大一统国家政权的祈盼。东汉经学兴盛,象征国家权力合法性之一的镇岳祭祀在经学理论上获得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朝大一统“天下国家”的五镇终于基本认定,霍山镇岳化最终完成。山岳祭祀仪式蕴含着国家政权对统治正统性、合法性的深刻认识与需求。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汉制镇岳祭祀仪式,体现出民族认同、民族融合。镇岳化使镇岳所代表的区域扩大,显示出中华先民逐渐展拓疆土的过程,也是凝聚疆域内各区域、各族民众合为一体的过程,其政治内涵远远超过仪式的本身。镇岳祭祀还与五郊迎气结合,既体现出浓厚的重农色彩,又宣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西征功臣集团与后凉政治演变

西征功臣集团是以吕光主要西征将佐为核心构成的政治军事集团。后凉政权建立，西征功臣诸将掌握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或出任河西地方要郡太守，或统领西征诸部镇反平乱，成为稳定河西地区政治秩序的重要军事力量。随着河西政治形势变化和君主强权意识觉醒，吕光与西征功臣诸将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激化。杜进被杀、彭晃叛乱、段业自立标志着西征功臣集团分裂和解体，吕氏统治河西的政治军事基础以此削弱、瓦解，后凉政权迅速走向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