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刻本在古籍中的价值问题

在版本学上，宋刻本因其年代久远、流传极少，所以十分珍贵，因而在古籍整理中也出现了不少唯宋刻本是从的情况。其实，考察宋刻本在刻印前的校勘、刻印过程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诸如校勘草率、漏刻、误刻等几乎无书不有，这一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宋刻本在古籍整理中的地位。     

海内外现存《春秋》类宋刻本考述

宋刻本作为较早的传世纸质文献,在保存、传播宋代及之前的春秋类文献时所显现出来的文物和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尽管以往的善本目录或研究论著有过著录和整理,但尚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准确全面揭示其现存状况。时至今日,这些春秋类宋刻本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究竟还有多少存在于世?版本状况怎样?保存在哪里?搞清楚这些问题,无论对春秋类文献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中华民族遗产的整理、保护等都会大有益处。     

明赣州府刻《埤雅》版本述略

《埤雅》是北宋著名学者陆佃的一部仿《尔雅》著作,明清以来的《埤雅》版本较多。追本溯源,这些版本基本上都源于明建文时期江西赣州府所刻《埤雅》。通过对古籍的搜集、整理,可以了解明代赣州府三次刊刻《埤雅》的大致情况以及与赣州府刻本渊源较深的其他地区刻本的情况。     

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

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刻本与官刻本、坊间刻本三者成鼎足之势。家刻本对文化的贡献有裒辑文化典籍、传扬尚文之家风、促进私人藏书的发展;对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及发展,亦有贡献;宋代家刻还出版了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于家刻本重视质量,成为后世珍贵典藏——宋版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宋绍兴本看《唐文粹》的文本系统

南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文粹》是现存《唐文粹》的最早刻本。文章从公私书目对此本的著录、书名问题、绍兴本的面貌等几个方面对绍兴本进行了考察 ,并推测了绍兴本与北宋宝元本的关系 ,重点将绍兴本与历代重要版本作了对勘 ,说明从明徐刻本开始 ,已逐渐偏离宋本面貌 ,至清代许增刻本 ,据它书校改的情况更为严重。从而突出绍兴本在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由来与真伪

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问题由来已久。至迟在元代，《文心雕龙·隐秀》篇已成残篇，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刻本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本，此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共四百字整为阙文，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所缺四百字，正合一板。明代诸刻本也沿袭了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改变，据载，先是明末人钱功甫从阮华山那里得到宋刻本《文心雕龙》，     

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宋体字产生及其在文字史上的意义

印刷体不是印刷术的自然产物。从唐宋以来,汉字印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用手写体刻板,手写体虽然方便书写,但是含有草书成分,随意性也比较大,难以取得字形的权威性地位。宋、元、明的有些书坊刻本,刻售的戏曲小说,为了节省工时,降低成本,大量手写俗体。在典范楷书基础上,经过匠体的加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宋体字。宋体字与手头书写字拉开距离,两者分道扬镳,形成了印刷、手写双轨平行的文字体制,这种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印刷宋体保持经典性,起到维持汉字的传承性的作用,而手写体方便灵活,以利日常使用,这是汉字发展史的一个进步。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洪武《永州府志》述略

洪武《永州府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由于该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直承宋元旧志,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材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编志状况提供了参考。     

从明人文集看明代年谱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年谱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人文集与明代年谱的密切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年谱编撰的成就。文集附刻本年谱在明代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明人年谱重要的版刻特点，也表明宋元以后人物年谱功能的变化。而明人文集中存录的丰富的年谱资料不仅保存了珍贵的年谱信息，更具体说明了中国年谱学在明代形成的情况。     

宋代广告活动的形式和策略钩沉

宋代是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不仅远超汉唐,而且还为后来的明清所不及。在如此繁华的经济活动背景下,宋代的广告活动相当发达。本文从浩瀚的史籍中挖掘与广告相关的新史料,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不仅可以看出宋代商家的广告宣传策略明确、广告宣传的手段花样出新、广告文案水平高超,还可以看出宋代广告活动的运作手法与现代广告原理及现代广告技巧有很多暗合的地方,如当时的很多商家已经不自觉地利用定位和广告包装制造差异化传播,通过系统的形象识别来提升商家形象。     

宋代书目中的宋赋研究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色的文体,宋代赋的创作很兴盛。此外,古代的书目里赋不是单收在集部中的。以宋代书目中著录的赋为研究案例,讨论宋代赋的创作和古代书目赋著录的情况。发现宋赋的题材扩大体现了宋代各类学科各种知识的交叉影响,为我们展示了宋人文学创作的一幅画卷。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宋明武举比较研究

明代武举武学在借鉴唐宋（尤其是宋）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宋明武举的异同,既是文武分途的趋势使然,又是我国＂文治＂社会进一步完善的表现,也是中央集权加强的必然。文章就宋明武举的应考资格、考试程序、考试内容与科目、录取名额、考务进行比较,指出其实效都未能实现其初衷,故遭到严厉的批判,然而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出现时,这一制度却又持续到了清末。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谢章铤论析南北宋之争

南北宋之争是明末至晚清词学史上的热点论题。谢章铤洞悉南北宋之争的由来和变化,通过揭示朱彝尊尚南宋之论的目的等,充分肯定了浙西词派提倡南宋词的历史意义,同时从三个方面对浙西词派后期偏尚南宋词弊病进行了批评。谢氏还从体式、语言、题材、风格等方面对南北宋词各自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