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程序对抗形态的法哲学思考：必要及可能

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基础性要素,亦是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运行的关键性因素。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有其特定的社会及法律原因,而要在民事诉讼中使这种对抗成为现实,除了需要一定的程序主体条件如当事人的理性经济人定位及法院的中立等外,亦需要一定的途径及制度保证,如当事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稳定的程序规则等。     

从抗辩角度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三个制度的分析——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

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之核心在于抗辩双方的"均衡对抗",这个要求不仅体现在审判程序中,也体现在侦查程序中.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必须依靠"平等武装".侦查程序中的平等武装从实质上来分析,就是为了给与辩方以培养"抗辩力"的机会和权利,其关键点在于沉默权、羁押和撤销案件三种制度.     

试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模式

从民事审前程序的性质及我国司法实际情况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我国宜采取职权主义模式下法院与当事人互动的民事审前程序。一、民事审前程序模式介绍根据法院与当事人在民事审前活动中职能划分比例的不同,现代民事审前程序大致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除法国外)的职权主义。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之一的美国,其民事诉讼实行的是对抗制,特点之一是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推进,法官始终处在消极、被动的位置。民事审前程序也受此原则的制约,反映出对抗制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发现程序的主体是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即由当事人及其律师收…     

纠纷解决的两种正义:当事人的正义与法院的正义

冲突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利益的对抗外化为双方意志的对抗。程序的纷争可以通过纠纷主体选择合意或接受第三方或一方的决定方式解决。两种解纷方式契合了一定的正义理论,体现了个体私益、公共利益在诉讼程序中的运行。在具体的民事诉讼程序中,两种方式并不是完全区分开来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纠纷的解决需要两种方式的综合运用。     

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程序的新开展——寻求诉讼效率与程序保障的平衡点

迅速、经济裁判的基本要求与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之间存在冲突、对抗的紧张关系,我国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程序就充分反映了此两项基本要求的冲突与调和。因此,在肯定不开庭审理程序效率性价值的同时,应注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重点应加强不开庭审理程序的公开性,合理发挥合议庭作用,保障当事人听审请求权以及当事人适用不开庭审理程序的选择权。     

论我国鉴定制度的模式选择——来自英、美中立专家的启示

鉴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与鉴定程序的正当性。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英美国家的中立专家证人制度中得到很好的启发。与英美对抗制专家证人相比,中立专家可以很好地保障专家证言的客观性和程序的效率;与大陆法国家的鉴定人制度相比,中立专家可以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的公正性。因此,为了适应诉讼制度的发展要求,我国的鉴定制度改革可以采取这样的路径:在民事诉讼中主要采取对抗制专家证人为主,中立专家为辅的制度;而在刑事诉讼中则采取中立专家证人制度。     

探讨民主集中制中的几个实质性问题

民主集中制的规范,首先是程序的规范,程序公正强调民主集中的合法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应该是规范的指导,而不是具体某个人的指导,即集中在规范的指导下进行民主。把民主集中制当成票决制,进而简化为数量决,忽视了民主集中的质量问题;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简单地认为民主仅是形式上的参与,执行少数决的集中才是实质;把一人一票等于民主是形式民主,把投票结果视为共识是伪民主。数量形式上的对抗;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混淆下的对抗;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整体与市场经济价值理念下个体之间的对抗。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权利,对权利的尊重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背景与机理：关于设立证据开示程序的反思——一个跨文化法律移植的话题

英美法国家的证据开示程序实为英美法国家为克服对抗制的机理缺陷 ,实现诉讼效率 ,防止伏击审判而设 ,是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借鉴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庭前程序的产物 ,其生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构造下 ,引进英美证据开示程序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必要性而言 ,现行的庭前程序完全可以胜任证据开示程序的功能 ;就可行性而言 ,在现行的职权主义色彩还相当浓厚的诉讼制度中嫁接证据开示程序的确有些超前     

程序正义和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

程序正义与自由、法治、民主、人权等紧紧联结,旨在约束公权力与捍卫私权利,对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职能提出程序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与控权性的基本要求。强化法律监督过程中的多方参与,恪守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祛除检察官当事人化倾向,通过控辩平等和控辩对抗达致动态的平等,对法律监督权予以正当化的控制,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遵循程序正义的细化安排,也是依法治国视角下检察改革的根本措施。     

试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

战后初期,苏联拟继续延续战时"大国合作"政策维护其战时取得的政治权益,但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使战时苏联同西方大国的同盟关系难以为继,并最终演变为两极对抗。而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也呈现出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的特点。     

论返还请求权让与

返还请求权让与由于其自身的法律构造难以表彰权利,不具有公示性,会对交易安全和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因而需通过公示实现对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实现了对交易安全不同程度的保护.公示要件模式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力度最大,但不利于简化交易程序.而公示对抗模式则实现了效率和安全的平衡,不公示并不影响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变动效果,但不能对抗第三人.我国应采对抗要件模式中的德国立法模式.     

美国早期中立评估制度之评介——兼与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比较

早期中立评估制度起源于美国,是美国众多司法ADR方式中的一种。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对于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节约国家司法资源以及缓解诉讼迟延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民事诉讼改革,尤其是民事审前程序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认罪认罚案件集中化审理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完善——基于S省基层人民法院的试点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过程中,集中化审理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它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为本、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非对抗"式诉讼格局的改革趋势,顺应当前我国"员额制"司法改革的形势需要。实践中具有案件类型相对集中、程序启动方式多元、被追诉人主体意识增强、证据规则适当简化等鲜明特征,然而,伴随着控审集约性要求与案件移送分散性之间的不平衡、认罪认罚真实自愿性要求与协商平等性之间的不相宜、辩护正当性要求与辩护有效性之间的相抵牾、庭审内容简约性要求与庭审实质化之间的难协调等诸多隐忧,亟须从构筑案件准入转出联动平台、加强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明智性审查、提升获得律师帮助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予以完善。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辨析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其立法目的既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相衔接,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比分析域外相关立法例,我国现有理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予以定性的"民事没收性质说"、"行政强制措施说"、"强制处理方法说"、"综合说"由于观察视野的局限,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根据程序分类的基本理论和立法对该程序的基本规定,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是一种刑事没收性质的刑事特别程序。     

焦虑、游戏、文学场——论文学经典的建构之途

无论是"影响的焦虑"还是"游戏"抑或"文学场",都向我们昭示着文学经典处在诸种力量的对抗之中:今人与前人、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等等.也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抗建构了经典并使之青春长在.所以文学经典建构的问题不只是经典形成的起点问题,而是一个生成问题,即:文学经典是处在建构的途中.以这种观点可以有效地对经典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登记对抗模式下的信赖保护问题研究

促进信赖保护是登记对抗模式制度的基本宗旨。而在权利或行为的真实状态与外观事实"错位"的情形中,相对人基于外观而产生信赖,信赖保护主要表达的是对外观事实的倚重和偏好。因此,基于登记作为一种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更能全面和准确地反映权利状态且更具效率的权利表征形式,具有更强的物权外观效力的事实,在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中,应当赋予登记与交付相同的生效要件地位,并合理运用登记的对抗效力规则和善意保护制度,妥善地解决登记与交付的冲突问题,以完善其物权变动规则,强化对相关当事人的信赖保护。而以"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为内涵,在登记对抗模式中,"善意第三人"因登记而产生的主要是消极信赖,因此,可获保护的仅是因信赖落空而遭受损害的善意第三人,而且,其可获保护的范围也需以所遭受的实际损害为限。     

论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既源于当事人主体性理论,也源于诉讼程序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为其提供的外在空间,法院在线上诉讼中经历着从"场所"到"服务"的基本理念变革也要求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权利主体来看,在线诉讼中的程序选择权是各方当事人都享有的诉讼权利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利益性质来看,它是程序性诉讼权利而不是实体性诉讼权利;从行为效力来看,它是程序性形成权而不是程序性请求权。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概括性程序选择和具体性程序选择、合意性程序选择和单方性程序选择、积极性程序选择和消极性程序选择、事前程序选择和事后程序选择。《在线诉讼规则》虽然对不同类型程序选择权的适用范围、运行机制、法律效力等予以规定,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主流话语中安插“黑人本体”的边缘叙述——托妮·莫里森《天堂》的写作策略

作为非洲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面临着选择叙事形式的问题。女作家要以"边缘叙述"来对抗黑人的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叙述"主要指区别于白人主流文学的"黑人性",即在完全不存在黑人性的西方主流的语言和理论中安插一种"黑人本体"。作品《天堂》从遗留的口述形式、碎片记忆式叙述模式、指涉性人物形象,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等几方面表现了黑人文化的特点。莫里森要以边缘叙述来对抗主流话语对弱势民族的文化殖民,以唤起黑人民族被淹没的种族记忆。     

长征前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谈判缘由探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命运。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是陈主动谈判的政治缘由,红军在军事上的有效对抗是促使陈济棠权衡利弊、择利而从、避战求和的主要前提,而双方经济上的合作则增加了停战谈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续两年多的军事对抗与经济合作使谈判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