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通过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梅州地区客家传统民居装饰艺术的调查与研究》一文针对客家龙围屋装饰的调查与研究,对理解客家文化传统的内涵和特征有启发作用。《闽台同源视阈下闽南童谣的保护与传承》一文则从闽南童谣与闽南文化     

古老而鲜活的地域文化记忆——论绍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态学视阈来审视文化名城绍兴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以当代的意识发现和承传这份地域文化遗产,对于挖掘越文化古老的生命记忆、保存活态的文化基因,使地域文化呈现出鲜明的载体均有独特的意义.     

公共文化视角下梁平木版年画整体性保护研究

梁平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性公共文化,既具有文化遗产具体可视的物质属性,又包含民间信俗、制作技艺等非物质的文化属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传统保守的生产模式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其创作生产萎缩、日渐衰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文章从活态性、地域性、系统性角度,论述了对梁平木版年画的完整性、关联性、综合性保护,以保持其公共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独特性、可识别性,激发其创作、生产活力,增强群众参与度,体现其公共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对梁平木版年画的整体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思考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持续已近十年了,在学者的广泛参与下,它已从政治层面转向了学术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传统学科的发展革新和学者的安身立命等需求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化,即依据传统学科体系的视阈分层、对象分化和条件分用的规律和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类型为学科骨架和形象,以代际传承的精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建立独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思考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持续已近十年了,在学者的广泛参与下,它已从政治层面转向了学术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传统学科的发展革新和学者的安身立命等需求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化,即依据传统学科体系的视阈分层、对象分化和条件分用的规律和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类型为学科骨架和形象,以代际传承的精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建立独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文化权利为其法律基石,相关国际公约亦奠基于文化权利基础之上。基于基本人权的视角,作为客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样态、文化价值和人权意义等方面具有文化权利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主要包括:对自身文化享有权的保护;对文化身份权和文化尊严权的保护;对文化生存与发展权的保护和对文化活动参与权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是国家文化主权特殊表现形态的体现。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群众文化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群众文化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渐完善,群众文化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逐渐向群众文化需求靠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利用需要以群众文化活动作为主要载体进行,由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作为保护传承及利用主体而形成三维构架体系。本文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各乡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措施进行探讨,详细梳理了群众文化服务中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方式,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人文化观念的改变

近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使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卓有成效的保护,而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契机,推动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使人们开始逐渐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重新找到了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记忆,也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法律视阈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型分类与保护范式-以新疆哈萨克族为例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在现阶段不具备取得实效的条件,仍需对其进行单项分类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行学科分类及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实践带来了较大困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进行重新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法律视阈下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和濒危程度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通过国家立法干预以及市场调节的方式进行相应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文化现代化

本文在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探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并对传统文化保护与创新、传统文化现代化进行了哲学的思考.     

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繁荣群众文化活动的双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群众文化活动密不可分,因此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群众文化活动相互促进,才能实现两者的双赢,既能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又能有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生态文化旅游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恩施州为例

最近几年以来,恩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二者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还没有形成深度的契合。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不够等几个方面。为此,应当采取如下对策:加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力度,为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积蓄资源条件;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开发力度,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生态文化旅游的文化与科技含量;加强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力度,打造知名的文化旅游品牌;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加强文化宣传与传播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营造氛围;加强学术研究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积蓄人力资本等,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实现恩施州人文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最佳结合。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京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铸就其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北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衰退、失传的困境,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或遭到破坏。因此,认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运用文化生态的理念分析其保护面临的问题,提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同时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新、文化创新与保持特色的关系等,以推进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性保护研究 ——陕西省渭南市的调查与思考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态保护论”与“生产性保护论”的争论,在总结陕西省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服务性保护论”,即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机制,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后,就如何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可持续发展——兼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加速推进破坏了适应人类自身生存的文化生态,其结果必将导致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消失,造成人类文化危机。文化生态理论对解决人类文化危机特别是对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坚持整体性、本真性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环境一起保护,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生态平衡,实现文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