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浅论庄子与屈原之作的“拉杂”——庄子与屈原比较之一

庄子和屈原之作有"重复"这个相近的艺术特点,但是,他们的"重复"并不为人所厌恶,这是因为它们"复而不复",但具体表现又是不同的.庄子之作的"复而不复"表现在两方面一、情节相同,文字各异;二、观点相同,论证相异.屈原之文的"复而不复"表现在三方面一、意象与行为相近;二、句子内容相近;三、情节相近.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招魂》"屈原自招"说答友难

《招魂》中对"故居生话"的描写,有极大的虚夸成分,在《离骚》中甚至有更为夸张的描写,不能认为与屈原身份不合;天帝所辅者,也可以是臣民;招魂方位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作品人物居于不同的方位造成的;《招魂》"序言"中"牵于俗而芜秽"有确切的解释;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并非定论。     

论神话思维对庄、骚的影响

庄子和屈原的作品都以“奇”见称 ,历代都将之归为寓言和象征手法的作用。其根源在于神话思维对庄子和屈原的巨大影响。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神话思维使庄子和屈原笔下的意象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 ;二、神话思维使庄子和屈原多以具象表达概念和思想 ;三、神话思维使《庄子》和屈原的作品分别更具“玄”和“幽”的特点。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论《庄子》的“三言”笔法

从建立思想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入手研究<庄子>,将对<庄子>一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以及庄子思想的特质产生新的认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它们作为<庄子>的独特笔法和思想学说的表现形式,使<庄子>具有了"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寓言乃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庄子通过特有的艺术形象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重言即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其目的在于提高思想的可信度.卮言则是与道相应,符合自然分际之言,是<庄子>书中最精彩、最玄奥的言语.卮言旨在阐扬庄子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庄子>作品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三言"在<庄子>中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虽然"寓言"、"重言"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卮言将两者巧妙连结起来,使<庄子>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三言"所言说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庄子真实思想的具体呈现.通过"三言"的互相配合,<庄子>书中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开阔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由此构成了<庄子>有别于其它诸子的独有特质.     

漫谈《庄子》中的庄子形象

<正>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是《庄子·天下篇》对庄子学说的基本估价,也可以看作《庄子》其书风格和庄子其人性格的简要概括。《庄子》书中,庄子本人形象出现在一定情节或故事中凡25次,大多见于外杂篇。所记庄子言行,有的也许是真实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所编造。其目的在假借庄子之口以表达某种思想观点。因此,庄子的形象,大多带有寓言性质。和《庄子》中的老子、孔子形象一样,都是作者有意塑造的产物。其中所反映的思想皆属庄周学派,然而形象的客观意义却往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     

楚文化研究三则

楚辞招魂篇发端诠释 太史公为屈原传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以招魂为原作。洎王逸为《楚辞章句》谓为宋玉招屈之文。自后遂滋异说。朱晦庵《楚辞集注》亦以为宋玉所作。王船山《楚辞通释》大意同于叔师,惟以为作于顷襄之世,不以讽谏怀王之说为然。或以为屈原招怀王之辞。以其叙宫庭居室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国君不足以当之。此论发自桐城吴汝纶,而张裕钊、     

论《庄子》寓言的戏剧性

《庄子》寓言颇具戏剧性,其戏剧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寓言的代言性质与戏剧代言体如出一辙;二是寓言中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层层推进的戏剧情节;三是多样的戏剧形式和风格.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从文本视角探析《招魂》的作者

《招魂》的作者主要有屈原和宋玉两说。从《招魂》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巫术风气、文章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作者写作时的取材范围以及行文时所用的人称习惯和作《招魂》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行着手,并重点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同时结合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论证《招魂》更应该是屈原所作。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汉魏髑髅赋所反映的士人心态

汉魏士子,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往往陷入出与入的两难困境之中,为了寻找出路开始选择道家。而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其散文中的一些经典寓言和意象自然也就成了士人文学创作取材的基点。《庄子·至乐篇》中有一段关于髑髅的寓言,通过庄子与髑髅的对话表达了庄子的生死观。东汉张衡取材于此,作有《髑髅赋》,首次把庄子的逍遥世界转化为文学意象世界。之后三国魏李康、吕安也都作有《髑髅赋》,曹植则作有《髑髅说》。本文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通过对这些赋体文学中关于髑髅意象的分析,揭示出汉魏士子努力进取却又彷徨挣扎的痛苦心路历程．     

论屈辞的模式以及楚辞的式微

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屈宋时代看不出显著的发展历程,汉代的发展更不景气。如此特殊的文学现象,与屈辞模式化相关。《离骚》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湘君》《湘夫人》《山鬼》《天问》亦存在相同的模式。《卜居》《渔父》《远游》《招魂》《大招》等也亦滋生于这几种模式之中。至于汉人所作楚辞,更多属"无病呻吟"。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特别是在叙事性的抒情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     

论《庄子》“卮言”乃“危言”之讹——兼谈庄派学人“言无言”的理论设计和实践

迄今为止,几乎对"卮言"的所有解释都不符合《庄子》的实际。《庄子》三言中的"卮言"应该是"危言"之讹误。拨乱反正,则《庄子》对三言的所有表述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而且,这些解释既符同《庄子》的观念与实践,又契合它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庄子》"言无言"的观念体系和实践既回应了超越性的道,又回应了具有强烈自主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受众,其宗旨是使危言、重言与寓言有机融合,相与为一。它一方面控制和减少危言亦即庄语的使用频次,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和仰赖危言对文本的定性、定向作用及其连属衍生文本的结构性功能;它一方面以寓言、重言作输送言说意指的主要载体,一方面又警示此举的外溢效应。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成熟和精密的体系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