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民间化与世俗化——论泰州学派对"阳明学"的超越

泰州学派以儒学民间化的方式展现了其对"阳明学"的超越。以往的解释多将这一超越归结为泰州学派的贫民情结与启蒙情怀。其实将这一超越解释为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儒学世俗化更为恰当。儒学世俗化应是儒学求得现代发展的根本导向,分析泰州学派如何借推动儒学民间化以追求儒学世俗化:在理论上为消解"天理"的神圣性而张扬"人欲"的合法性,在行动纲领上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在传播方式上迎合百姓的信仰心理,可以为我们充分认识儒学世俗化对儒学现代化之意义提供有益的启迪。     

泰州儒学的主体内容及其逻辑构架

泰州儒学具有泰州特色的“精神根基”,其儒学内容的逻辑构架主要由心、身、修、为四方面组成.泰州儒学强调“心”的作用,突出对民生的关注,主张以仁泽民;重视“身”的关怀,突出人的主体本位,主张安身保身;重视人的“修”功,突出榜样价值,主张格物正己;强化“为”的宗旨,突出经世要求,主张大中之道.泰州儒学虽然承继了传统的儒学发展路径,但区域特色很强,形成了一个具有泰州特色的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相对于传统儒学更加突出了人文关怀、主体精神和经世功能.     

儒学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哲学话语方式

梁漱溟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哲学话语方式讲儒学的人。他以"大生命"作为对儒学做哲理阐释的本体论依据,以"直觉"作为儒学做哲理阐释的认识论依据。梁漱溟对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就是解构儒家即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保留儒学人性善的价值理念。他的第一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合群体性原则,强调和谐的理念,希望以此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破产的问题,达到中国社会重建的目的。第二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内在性原则,试图重建"安身立命之地"。他肯定人的生命本性中有自我完善的终极依据,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在梁漱溟的价值观中,由于没有把内在性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十分抽象。他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是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现代病",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     

泰州儒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分析

泰州儒学是泰州儒家思想的总体称谓,是泰州特殊的文化现象.历史上的泰州,儒学思想繁荣,儒家辈出,并在宋、明、清三个时期形成了三次儒学发展峰期.泰州儒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泰州本土的孕育.古泰州傍海、临江、近淮的自然环境,以及吴楚夹击、南北交融的文化背景和盐业、农业发达的经济,为泰州儒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泰州儒学打上了泰州的烙印,所以泰州儒学具有重立本经世、重主体精神、重百姓日用、重自主创新、重至善仁和等泰州特征.     

论“礼失而求诸野”

在历史上,儒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流派,它自身有一与多、朝与野、古与今之别,因而对儒学的批判继承,应在特定的时代中去认识具体的儒学思想及其社会作用,而不应笼统泛言之。     

生态学视域下儒学的价值

生态学的视域为我们昭示了不以人类为中心而强调天人和谐的儒学宇宙论,揭示了在天人连续体中儒学给人的定位和人类的价值之源。儒学的气一元论坚持心物一体而反对心物分裂的二元论,为校正启蒙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对人的理解也为我们建立一个合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方学渐心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的学风概括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狂禅化和异端化.但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所收人物并非全部都能归入此类学风,甚至有些思想家是以反对狂禅学风著称的,方学渐即为其中典型.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其实蕴涵着黄宗羲深刻的哲学洞见.通过将方学渐心学置于中晚明阳明学核心问题中考察其思...     

当代中国政治儒学批判

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对孔子儒学以"正名"为宗旨的"春秋大义"的异化,最终与"康党"的"新康有为主义"走向合流,标志着"政治儒学"已经走向"堕落"与"终结"。究其原因,在于蒋庆与"康党"不懂孔子的性命之道,舍"内圣"而求"外王",以儒学为干政的工具。故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应当回归孔子儒学的性命之道,对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以儒者的修身立世风化社会,真正将儒学复兴于儒者的现实生命与社会生活之中。     

消解“百姓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对立——王艮儒学民间化蕲向之新探讨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致力于儒学民间化。儒学民间化是消解儒学生存危机、推进儒学发展的新路数。问题是,王艮为什么要提倡这个发展儒学的路向?它的思想基础、价值理念是什么?它的实践理念与实践途径又是什么?本文希望通过对王艮所倡导的"儒学民间化"蕲向的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王一庵平民儒学思想析论

王一庵尽管晚年做过低微的下级教育官员,但就其一生行谊来看,仍属泰州学派平民学者。他继承了心斋之学,并在诚意慎独方面有自己的新发展。一庵的诚意慎独之学是他平民儒学思想的理论依托,"自强""法天"观念彰显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主体意识,"随分而成功业"体现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事功观。一庵以讲学集会为实现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这种手段的苍白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觉民行道"的"外王"取向,始终徘徊于"内圣"内涵的边缘上,难以真正向外拓展。     

儒家经验与当代治国理政理念的对接

儒家思维方式是一种折中、综合、平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特征是重视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性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心人身都处于一个整体和谐的系统之中,各个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处于一种协调的状态。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学曾经长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还在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心理等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中华民族国民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追求"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中,我们依然能够从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中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均平安人、中庸之德是儒学三个核心观念,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诸多思想方针如科学生态观、社会治理观、道德修养观等相契合,与追求"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一脉相通,因此在当代语境中仍然保持着积极意义。     

林东城的心学之路及思想特质

林东城作为泰州学派重要一员,其学行在继承发挥心斋、龙溪之学的同时,亦体现出自己的倾向性变化,愈益重视工夫,对现成良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批评。由于他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渐背离了泰州学派平民儒学的主脉,成为泰州学派分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论王安石对宋初儒学的继承与开拓

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大量经籍遭到破坏.北宋建国后,官府着手校定和重新编纂典籍,在这种形势下,章句训诂之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仁宗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的社会形势,士大夫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学也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向了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明体达用"之学.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在继承宋初"明体达用"之学的基础上,把"义理"和"道德性命"融入儒学系统,对儒学经典进行了重新阐释,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和谐的人——儒学视野中的人及其道德维度

儒学视野中的人是和谐的人,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身心的和谐。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体系,儒学在现时代已不合时宜,但其理论中又积淀了道德生活实践中特有的智慧和历史经验,包含不少真理性颗粒,为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儒学民间化研究——以泰州学派为考察点

儒学的政治化、学术化、民间化,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并行不悖的三种不同趋势或类型,一般思想家或学派,往往游离于三者之间,或政治化、学术化倾向重或民间化色彩浓,因此之故,而成其为不同类型的代表。泰州学派则是偏重庶民的民间化的儒家学派,它产生于明代,是阳明后学的八大学派之一,他们活动的中心和关注的重点一直是乡村,为推广儒学思想,创立了"百姓日用是道"的理论和口语化的表达方法,并以侠义精神感召民众,大大促进了乡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好风俗之延续。     

中国和思想的内涵及其正义探论

中国古代和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既包括本体性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人身心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包括本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和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历史发展中,和思想有被错解与误读之处,有必要对之进行正义,明确"和"不否定矛盾的存在,不否定多元并存,"和"不是折中、调和主义,"和"不是滞止不前。和思想在历史上有过各种实践探索,在当今仍具有现实价值与世界意义。     

论明代泰州学派的“大成之学”

大成学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的关于“外王”的思想学说,该学说的创立,使其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为泰州学派以及士大夫服务社会,普及儒学,提供了新途径。其主要内容是尊身尊道和立师道等,它体现了王艮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英雄精神与保身思想的结合。该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对于社会向近代转型亦有积极意义。     

近现代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精髓

儒学的基本特征并非仅仅来自儒学经典,而是来自于它所处的时代对中国社会和国民心理结构的影响;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实际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唯有现代新儒家始终落落寡合。近现代儒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由"得君行道"转向"移风易俗";二、由崇尚"夙夜在公"转向彰显"私我"和"独立自主"之人格;三、由注重"心性"的"内圣"之学转向讲求"民主""科学"的"外王"之功。其精华渗透在基本特征之中。儒学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对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重建。如果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生存论转向,那么,儒学的复兴则应是生存论或人生哲学的现代转向。儒学生存论的建构应与社会结构的制度创新相结合,它们既有分别又是统一的,总之,应该在动态发展着的中西马互动的框架中展开。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对当前"国学热"的再思考

以儒学与禅学为例来说明,"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儒学与禅学分别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它们都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国学中蕴含着深刻的能够对现代社会人生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对儒学和禅学所做的个案分析与反思,认为在正视与正确引导国学热、深度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应以人为本,以和谐为终的;在具体操作上,要避免庸俗化、浅薄化、快餐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