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客体需求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解析

民族事务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根据属性划分为身份事务、权益事务、政策事务、创建事务和关系事务。民族事务除了具有公共事务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特定性、广泛性、复杂性的特点。作为治理客体,民族事务对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提出了诸多要求。着力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效能,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依法治理、政策运用等多种能力建设于一体。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民族事务治理及其现代化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既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又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行动逻辑与中国现代化的形势、进程密切相关,必须要实现现代性和整合性双重目标,利用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种力量。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形成了领导民族事务治理的观念、理论、组织、制度和动力等关键要素,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了民族工作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原则方向、政策取向、基本方略与行动方式。有利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进而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奋斗,充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凝聚全民族的力量。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意蕴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需重点从法治内涵、法治目标和法治要求等三个路径建设。其中,把握法治内涵,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建设要义;坚定法治目标,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建设方向;遵循法治要求,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建设保证。三者相辅相成、互嵌互构之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之治的保障,进而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的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如何实现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数据战略下的数字治理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廓清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理论框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现实问题,构建出数字化赋能贵州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要素池所需的三层级数字化方略,并提出全面优化顶层制度体系设计、着力完善民族事务立法工作、系统提升相关治理主体能力、着重加强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四方面的路径设计,进而助力推动贵州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城市民族团结工作精细化:内涵与实践分析

民族团结工作是旨在推进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相关工作总称,在各族跨区域流动活跃的新时期,城市成为其新的工作重点。城市民族团结工作是城市民族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既属于城市工作的研究范围,也需要从提升民族工作质量的角度加以思考。城市民族团结工作精细化有其独特的工作领域和目标,因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工作,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文章借助系统论的视角,对新时期城市民族团结工作从工作主体、工作客体以及工作方式与过程三个方面进行精细化理解,每一类精细化分析都为整体工作的精细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能够为现实工作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思考路径。     

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安全阀"定位研究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民族事务部门应当明确自身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的"安全阀"定位,充分利用组织体系健全、法律保障坚实、社会认可度高、实践经验丰富等优势,在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方面,发挥资源动员和服务传递的职能,为城市发展服务.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历史上的王朝随着实力强弱变化调整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模式,主要有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中国古代族际主义取向治理模式;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近代区域主义取向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需要治理思维取向的转换,结合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地方治理理论,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模式和经验,挖掘本土性、族群性治理资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系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环节。     

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中共同体的构建——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

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旨在构建跨越族性、超越族裔民族主义的共同体价值,建立多民族国家、社会与各民族之间良好的情感沟通与认同理解,促进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兼具共同性与包容性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共同价值与精神凝聚力,培育多民族社会的交往理性,有助于构建符合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加强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以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为理念,新时代共同体建构的主要路径是推进族际政治文明的建设,改进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可维护我国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存的稳定结构,避免其他一些国家所经历的现代性危机和族群矛盾激化危机,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民族事务法治化：民族自治地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可行路径

在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改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实现民族事务法治化,要求民族事务管理者按照法律化的方法、手段、步骤与程序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民族事务的复杂性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迫切要求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目前,民族事务法治化所需要的完备法律体系和有效法律实施机制已经具备。今后,应当重点加强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政、依法规范经济开发、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依法处置突发事件与合理利用本土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工作。     

社会治理绩效视域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 政策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建筑是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进行阐释和推进， 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并进一步体现社会治理绩效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绿色建筑的深 入开展。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绿色建筑已有充足的理由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下，探索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方案，对促进新时期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前中国各方面难题和问题的长效之策,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工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把握治理视域的全面性、治理品质的时代性、治理制度的成熟性、治理结构的协调稳定性、治理方式的规范性、治理体系的开放性等特征,秉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新治理理念,丰富治理目标,明确战略要点,创新治理方法,协调多元共治,妥善处理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     

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应坚持的五种思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重要决定,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逐步走向成熟。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和经验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行政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即服务发展大局的战略思维、坚定发展信心的历史思维、抓住治理关键的辩证思维、提升治理效能的法治思维及增强忧患意识的底线思维。这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努力具备并长期坚持的重要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退役军人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5年来,退役军人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先后经历了服务工作定位从“好起来”到“强起来”两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定位于逐步“好起来”的阶段;新时代以来,退役军人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定位于逐步“强起来”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历史成就、基本经验,是退役军人工作继往开来的宝贵财富。     

民族事务治理的“德治与法治”——基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视角

承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耐特道德哲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在主体间建构了"爱、法律和团结"的承认模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模式。用此理论审视当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存在着情感关怀不足、法治建设不完善及社会尊重不足等问题。要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需以承认为先、德法互济、协同共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关怀,完善法律制度、推进治理法治化,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尊重。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研究

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民族工作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集中体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确立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协调各部门关系和聚焦群众路线等工作。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多主体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厘清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合作机制,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为社会治理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新时代村民最新诉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健全涵盖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四者形成合力,共同助推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风险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治理体系,提升我国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公共性不足,协调不畅、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公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治理失效。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要从加强和巩固元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治理法治化、培育社会组织、构建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健全社会风险预警和应对体系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