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对周敦颐评价的几个问题,审视周敦颐之前的儒家心性论是否有本体论的根基,对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并与儒家的理论特点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周敦颐心性本体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由此认为,周敦颐哲学虽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但他对儒学的贡献是技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是学术性的扬弃,不是政治性的转折。     

论张载本体论之得失及王夫之对其的发展

儒学视野中完全意义的本体应当具有存在根据义、物质基础义、运化之能义以及价值义等四种内涵。存在根据义说明万物何以如此存在,物质基础义说明万物由何构成,运化之能义说明万物何以生生不息,价值义说明万物何以和谐、人类何以性善。在此视角下考察张载和王夫之气学视域下的本体论,可发现二者的差异和发展:张载本体论以太虚为逻辑起点,以太虚(神)—阴阳—万物等三个环节为宇宙本体的流行过程;王夫之本体论以太和为逻辑起点,以太和(健顺)—阴阳—万物等三个环节为宇宙本体的流行过程。张载的太虚本体具有显明的价值义,于物质基础义间接通过气概念来体现,但却于存在根据义语焉不详,于运化之能义虽通过神来体现,但神概念在其哲学体系中也有模糊之处,故张载本体论有得有失。而王夫之在继承张载气学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性诠释,对于以上两个问题都有有效解决。所以,王夫之为气学之集大成者,乃实至名归。     

论中原文化道、儒、法、释思想内核的形成

道家发端于中原,儒家见用于中原,法家原生于中原,释教首先落脚中原。中华文化的四大思想渊源与中原的密切关系,使它们最终演化为中原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们构成了中原文化的最深层结构,规定了中原文化的基本走向,也推进了中原文化的丰富与繁荣。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论张载的“气之聚散”思想与美的“生成”

在张载的哲学逻辑中,“太虚”是散而未聚的“气”,万物是“气”在“聚散”过程中所表现的暂时形态。“聚散”是广义的“生成”,“动”与“静”、“化”与“变”、“神”与“神化”等都是 “聚散”的范畴。“气之聚散”诠释了审美关系的生成,人通过“变化气质”成为审美主体,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感而生则聚而有象”,审美客体便当下生成。张载“气之聚散”思想为美学思考的生成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心性论视域中张载的三种知之辨

张载在其思想体系中提到三种知：见闻之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我们联系张载的人性论、工夫论中的相关内容,对这三种知的具体所指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分疏后,可以得知见闻之知和后者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所指实为同一本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夫与修养的不同。     

张载"以礼为教"思想体系刍议——在工夫论视角下的考察

张载的“以礼为教”思想从伦理实践的角度,以“可学便可行”的实践特征为理论前提,以“守得定”为问题指向,通过“上学与下达者两得之”的理论架构方法、“知礼成性”说的核心内容,将礼真正引入到修养工夫论中,从而解决了“礼论”界长期悬而未解的礼的内外问题与道德理想向世俗伦理的转化问题,实现了“内外交养”,这似可成为说明朱子感慨“横渠工夫最亲切”的最有力的注解。     

张载的道德哲学浅析——从太虚、神、气三者的关系看张载哲学对价值的安顿

寻求人生价值的安顿是张载哲学的一个主题。通过对张载哲学中太虚、神、气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张载对价值作安顿的思想线索是:太虚虽只是气,但其品格乃乾健不息,至诚无妄,故能使万物生生不息。但人秉气有偏,故圣人须与天下人同忧,即所谓天人交相胜。     

张载的道德哲学浅析——从太虚、神、气三者的关系看张载哲学对价值的安顿

寻求人生价值的安顿是张载哲学的一个主题。通过对张载哲学中太虚、神、气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张载对价值作安顿的思想线索是：＂太虚＂虽只是＂气＂,但其品格乃乾健不息,至诚无妄,故能使万物生生不息。但人秉气有偏,故圣人须与天下人同忧,即所谓＂天人交相胜＂。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

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     

道学与心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以吕大临思想研究为中心

如何理解北宋“道学”的核心精神,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的内容。吕大临的思想特色在于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图阐明儒学道德修养的心性工夫路径,从而显出道学的实践意义和话语转换,而这也恰是以往道学研究未能充分注意的内’容。因此,研究吕大临思想,对于深化和反思当代道学研究的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哲学猜想及其验证——兼论场有论、关系实在论和实践关系实在论

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哲学猜想及其验证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物质实体论、“客观实在论”物质观和实践关系(实在)论。     

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仁、智之辨——从工夫论视角看戴震对理学的反思及其得失

戴震的理欲观一直颇受学界重视,但与他理欲观密切相依的工夫理论则问者寥寥,这对全面地理解其哲学是不够的。戴震批评宋明理学的存理灭欲说,而以存乎欲、完善欲来重新规定理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一种面向现实民生的理想道德秩序。为实现这一道德秩序,戴震围绕对仁、智范畴的阐释而展开其独具特色的工夫论。此工夫论对理学的工夫传统做了一些批判性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总体来说并未走出理学的藩篱。     

继承传统抑或固守传统? ——从翟振明对刘小枫等人之学风的批评谈起

刘小枫等人把人文学科中的"富于创新"看作"胡说八道",这是对学术研究的贬低甚至诋毁,是固守传统而不是继承传统.开"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先河的冯友兰先生不但研究古典,而且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可谓继承传统的典范.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有固守传统之嫌,这从有关"亲亲相隐"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论孟京辉戏剧作品对西方戏剧理论的接受——以导演论、观演关系论和舞台论为核心

孟京辉吸收了西方各家戏剧理论,将其杂糅混合运用到自己所导演的戏剧作品中,丰富了作品的美学特色。西方戏剧理论对其产生的影响大部分体现在对导演、演员、观众三者关系和舞台美学的处理上。孟京辉将导演中心论消解,重新思考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鼓励演员勇于创造,自由发挥,对"集体即兴创作"情有独钟。随着孟京辉对观演关系所产生的新的理解,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联系变得越发密切,加上孟京辉对梅耶荷德"假定性"观点和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理论的接受,共同促进了舞台美学的大变革。首先是舞台布置呈现出孟京辉独有的美学特色;其次是观演空间的改革,通过各种方式慢慢拉近观演距离,最终将观演空间实验做到极致的浸没式戏剧开始出现。     

莱布尼茨、朱熹与有机论哲学——对李约瑟相关思想的分析与回应

面对西方主流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李约瑟毅然提出,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播而激发了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进而影响到以马克思、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论世界观。尽管这一设想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理解和历史考证等),但李约瑟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古典自然观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契合,这无疑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具有重大启发。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译古为今,讵可不慎乎——以对《辩正论》的误释、误译为例

古今时代变迁导致的语言表达差异产生语内翻译,地域差异产生的语言差异需要语际翻译,还有符际翻译等。一般认为,相对于古文译为今文,他族语译为本族语的难度更大。可事实上,译古为今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相当的文化积累、专业知识,译者同样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释、误解和误译。比如,隋代名僧彦琮所著的《辩正论》为我国历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所重视,不少翻译研究者都曾对该文进行过不同角度的解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解读也存在一些谬误,如果不加详察,就可能会误导读者,产生消极后果。选取某文献中出现的对彦琮《辩正论》的几例误释、误译,分析其疑似错误或明显错误,以与著者商榷。作为译者,在译古为今时必须谨慎,要使自己成为杂家的同时还应努力成为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