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哲学突破以往的批判理论,在“实践”的社会空间与历史时间中考察人与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批判性思维的范式转换。这一范式转换标志着哲学批判性思维及其问题意识的全面转向,完成了哲学聚焦的对象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与精神世界统一”的场域转换,实现了哲学关注的主体从“片面、个别或抽象的人”到“普遍具体实践的人”的现实复归。马克思哲学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批判理论演进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其内含的“客观实践性”“问题链的生长性”以及“价值关怀性”的精神特质,是进一步推动时代理论创新和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切力量。     

在守护中创新: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观变迁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发生了一系列范式转换与理论变迁。阶级意识视城中的文化阐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初始阶段，它对革命情势的放逐暗示了文化批判阶段的到来。文化批判范式所蕴含的绝对否定性催生了文化研究的又一个理论维度即文化的微观政治学研究，同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守护的政治立场被彻底置换。在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范式当代理论遭遇的基础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研究在新的理论语境中拓宽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     

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的演进逻辑与理论意涵

库恩的经典范式理论,以新范式的兴起与发展为脉络,深入解析了新旧范式更替的演进规律,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有助于理解从工业技术范式到绿色技术范式的演进逻辑、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绿色技术范式萌发,起于工业技术范式发展危机;绿色技术范式确立,要求开展一场生态文明革命;绿色技术范式发展,需要生态文明制度文化重建。工业技术范式及其引领的工业文明危机深重,呼吁有机、整体、综合的绿色技术范式及其引领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形态。应立足技术-自然观、环境话语、科技共同体价值体系、生态文明实践探索四个层面的革新,构建和落实绿色技术范式的理论意涵,引领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转型。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的六大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问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已被学界关注多年，并产生了众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但在部分研究中也存在“误用”“滥用”范式现象，甚至不同程度存在自说自话、低水平重复等混乱现象。究其根源，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基本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其他层面的研究没有建立在相对统一且稳固的根基之上。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尤为重要。基于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六大基本问题，即“内涵与结构问题”“形成与发展问题”“层次类型问题”“功能问题”“通约性问题”“转换与优化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有利于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六大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以下基本观点：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研究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和遵循的结构模型。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结构是由科学共同体、框架体系、方法体系以及社会建制构成。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在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已经初步形成。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层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仍是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形成了意蕴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发展演进史上崇拜敬畏自然、征服统治自然、尊重顺应自然的三个不同阶段展现了其认识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展现了其理论逻辑;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演进的现实路径展现了其实践逻辑;这三者紧密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逻辑。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

西方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演进遵循了库恩关于"范式"更替的科学逻辑,历经了三次转型,分别为范式缺失到"市场一元论"或"国家一元论"范式的确立,从市场或国家的一元论范式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的转变,再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向社会-国家-市场的三元范式的演进.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意味着西方企业宏观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意蕴与文化引领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智慧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理论指南。     

范式转换视角下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

清代民国契约文书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对各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书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顾其发展进程,发现有关学者多以其研究主题为类别,分类详细展示和说明研究的具体内容,对于背后理论范式的变迁虽有注意,但未有系统的归纳和总结。理论范式对于契约文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其对研究的基本关怀、研究主题、史料选择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时期契约文书范式的转换和更新也对于重构整体中国历史叙事有着重要贡献。本文以研究范式及其转换为视角,将近百年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历程划分为对于西方概念和理论的移植与调适、从中国自身语境出发讨论民间自生秩序与自发市场,以及新时期范式转换下的理论危机三个时期,从而尝试对其研究变迁进行体系结构的说明解释和理论层面的整体把握。近年来,历史理论和现实社会的变化使得契约文书研究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范式转换下“失范”的困境,碎片化的倾向使得很多研究难以与学术界的基本议题进行对话,也难以深入理解和认知中国区域和整体社会。在目前契约文书搜集数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其研究学术价值的增长离不开理论范式的指引。近年来,学界对于总体史和区域...     

国际文化关系研究基本理论范式探讨

任何一个问题领域的研究都要首先确立基本的理论研究范式。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问题目前学术界探讨的还不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总结出文明冲突论、软权力理论、国际文化理论以及建构主义文化理论4种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鲜明特征与原创性贡献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不懈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和时代精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成为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成就,立足新时代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认清中国文化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时代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内容上的科学性、立场上的人民性、本质上的实践性和体系上的开放性。就其原创性贡献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地位,突出文化对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的使命任务,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应正确处理五对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应正确处理"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连续性；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青年毛泽东的文化观述论

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学东渐的滥觞,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碰撞之时,正是青年毛泽东文化观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与许多仁人志士一样,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拥抱到理性审视再到融合中西,进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观。也正是在此文化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毛泽东后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也成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本真精神再解读

基于思想生成视野把握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是呈现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必要环节。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哲学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超越传统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进而真正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也是人们把握历史、人的本质、分工、市民社会、资本以及自由等其他马克思哲学重要范畴的前提，而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逻辑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关于绝对空虚的贫乏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有机的概念体系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最普遍的规律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运用一分为三思想方法,将自己的哲学体系划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黑格尔逻辑学,整个的是概念的产生、变化和发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消散,是事物的量变、质变到量变,是运动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无论是基本范畴和观点,还是认识观和方法论,或者是揭示和阐述的基本规律,乃至是体系构造的基本框架和骨干,都充满着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统一的内在逻辑。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的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实证语义指涉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夺取、领导权和分权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领导权的限度。尤其是后者,对于思考中国文化如何夺取一定的领导权,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作为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突出个案,威廉斯的领导权理论彰显出权力视角的理论优势,以及充分揭示文化场域权力关系的意义。文化研究语境中,威廉斯文化理论的葛兰西转向具有范式性,它深化和推进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昭示着范式融合的必然性。     

1949-1966:文化领导权之争中的蔡仪美学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仪的美学思想在强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受到吕荧的批评:蔡仪的美学体系是在唯物论的前提下发展了唯心论的美学理论。蔡仪在此后批判胡适、胡风的运动中,向毛泽东文艺思想靠拢,在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从所谓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胡适、胡风的唯心主义理论,初步扭转了理论困局。美学大讨论中,蔡仪一方面批评自己美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在坚持美的物性客观说、客观形象说和美的种类说等自己的基本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他人美学思想为唯心主义,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家。在《文学概论》的编撰中,蔡仪与周扬在美学观、艺术观上高度一致,并在周扬的左右下进一步疏离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将具有浓厚形式主义色彩的形象客观性的美学思想借助《文学概论》成为中国当代美学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