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来自4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论文利用2004-2015年民族地区43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民族地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民族地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都会逐渐增加。但是,当财政分权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水污染物排放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然会继续上升。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中发挥了门槛效应。当人均GDP低于1.1万元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均GDP高于1.1万元时,财政分权会恶化环境。鉴于此,应当针对不同的污染物采取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环保转移支付,大力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利用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不计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不仅会加剧本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恶化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显著的恶化效应;跨过门槛值后,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增污效应明显减弱。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加强地方政府的联动治理、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完善“环境保护”型的政绩考核体系。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更易操作的综合指数法构建了系统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数,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7-2015年间的公共服务绩效水平,进而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以重新检验财政分权的公共服务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服务绩效表现出地区差异显著和总体态势改善的时空特征;不同视角测度的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收入分权与公共服务绩效负相关,而支出分权与公共服务绩效正相关;财政分权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绩效影响的表现并不相同.最后指出,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以增强现有财政分权体制的合意性.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论层面从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大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5个效应;实证层面运用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动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建立了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显著;消费需求的减少、老龄负担的加剧、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均产生了阻碍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异质性显著,地区数值跨越城镇化水平门槛值后人口老龄化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结合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购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并通过门槛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到以下结论：（1）人均商品房销售额的提高可有效提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从区域异质性分析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的显著性不同，说明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3）从门槛模型来看，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根据以上研究，本文从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多举措减轻居民购房负担和完善住房供应结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构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从理论视角阐述由于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效率损失,实行地方财政分权比中央统筹统分的财政集权更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模型结论,指出实行财政分权可以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分权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通过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人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市场环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之关系——基于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检验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湖南省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人均GDP）为11 014元。第二,高门槛区间有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衡阳、郴州、常德、娄底、张家界等地区,低门槛区间有怀化、邵阳以及永州地区。第三,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数量的相关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U”型关系。     

环境分权与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选取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在厘清环境分权影响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分权对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显著抑制了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在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环境分权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进而对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表现出负向效应,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行政权责的下放显著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提升,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则不利于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提高。此外,环境分权的作用效果还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环境分权在东部地区对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表现出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抑制效应,而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探索了环境分权影响生猪养殖业生态效率的机制黑箱,以期为政府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责,制定差异化环境分权策略以及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财政分权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07—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呈倒“U”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当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城市财政收入分权低于最优水平,而财政支出分权高于最优水平;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最优水平低于中下游地区;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存在产业结构升级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跨入高级阶段,将强化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空间溢出视角下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CSSCI

以绿色信贷为核心的绿色金融体系是绿色转型、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本文使用我国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并检验财政分权在绿色信贷与碳排放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整体上对人均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对绿色信贷的碳排放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消弱了绿色信贷效果;不同区域内绿色信贷的实施效果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都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本文拓展了绿色信贷宏观层面的研究视角,为统一碳市场构建、资源配置优化带来启发。     

FDI质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质量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06—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Index DEA模型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技术进步作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随着技术进步的提升,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对于全国和东西部地区,FDI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对中部地区存在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各区域应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合理引进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融资、金融融资对城镇化支持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财政融资、金融融资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FRt ）是导致它们对城镇化支持呈现门槛效应的原因之一。当 FRt 低于0．1447时,表现出线性特征;反之,表现出非线性特征。（2）财政融资、金融融资与城镇化的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融资对城镇化的长期支持效应超过财政融资,原因是财政支持对城镇化的贡献会因非线性效应而减弱;而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支持并没有表现出非线性效应。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民生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财政分权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民生福祉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病态指数循环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民生福祉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强化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改善作用。在确定财政分权水平时,应合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财政分权效益最大化,从而增进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