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成本转嫁与企业环境治理

鉴于中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存在潜在不足,本文以“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会相应地提高环境治理支出以满足环境合规的要求;但是,考虑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在议价能力相对更低（客户集中度相对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分别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刻画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发现了基于企业议价能力相似的结论。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微观企业环境治理,但由于存在成本转嫁行为,导致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环境规制内化的污染成本。     

环境规制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倒逼转型”还是“规制俘获”

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除承担转型调整成本外,还面临高昂的沉没成本。为避免陷入“资源优势陷阱”,政府试图通过环境规制来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通过构建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双方动态博弈模型,并将绿色声誉对二者行为的约束、得益引入模型,探究环境规制能否诱导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选择。研究发现:精心制定的环境规制能触发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但资源实际控制者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间易出现“规制俘获”;声誉机制透过政府公信力损失与得益,媒体披露影响力度与利益相关者态度,可有效约束监管部门被“俘获”行为,遏制企业寻租的可能性,间接倒逼待转型企业绿色行为选择;企业违规处罚力度的增加,在倒逼其绿色行为选择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部门被寻租的机会。     

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行为的影响——兼论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

基于“目标群体回应行动评价政策及执行有效性”的思路,利用汾渭平原微观农户调查数据,以农户的清洁取暖采纳行动来评估“双替代”政策及环境规制执行效能。鉴于清洁取暖双重政策目标,将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分为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两个阶段。采用Heckman模型,从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效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决策和采纳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控制内生性的IV-Heckman模型和PSM反事实估计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运用同时克服环境规制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IV-Heckman模型,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层级拓展研究不同政府信任在环境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信任在约束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地方政府在约束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对农户清洁取暖采纳中均发挥增强性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应兼顾农户资本禀赋差异、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度等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环境业绩与企业价值和融资成本的关系——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0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样本公司环境业绩指数,研究了环境业绩对企业价值和综合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业绩能显著降低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并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说明环保融资政策已发挥了作用,污染企业的环境业绩表现已通过资本市场得到了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响应,研究成果为企业减排的激励政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持。     

论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基于“波特假设”理论验证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环境规制导致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增加了企业环境管理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波特假设”下企业竞争力提升存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例如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不可预测性、政府环境规制运作模式的可选择性、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的不确定性等。由于环境规制下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既定的外部条件和企业对政府环境规制措施所做出的策略性反应，因此，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战略规划制定应在遵循政府环境规制前提下，尽量减少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内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     

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企业行为视角

信息不对称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污染企业都有率先不进行污染治理的环境机会主义动机,若治理成本在可承受范围内。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主义空间大小关系更为密切;同时,规制者应依据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程度进行分层管理和相应提高环境违规成本。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博弈分析——基于政府与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

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外部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宜规制。基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视角,构建了政府与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模型,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决策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可能违规生产,需要政府强化规制;另一方面政府须在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当规制的社会成本过高时选择放弃规制。对此,应从加强规制力度、降低规制的社会成本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府食品安全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行为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探析

信息不对称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普遍存在。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污染企业都有率先不进行污染治理的环境机会主义动机,若治理成本在可承受范围内,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主义空间大小关系更为密切;规制者依据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程度进行分层管理和相应提高环境违规成本,对提高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多主体互动博弈下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演化机理

从多利益主体视角出发,构建建筑企业、政府、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考虑政府的声誉成本以及低碳消费补偿因素,研究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内在规律、稳定均衡策略和影响机理,并利用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建筑企业低碳转型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影响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和低碳生产时的额外技术成本。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越大,低碳生产的额外技术成本越低,建筑企业越倾向于进行低碳生产。（2）政府是否进行环境调控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管理成本、声誉成本以及对非低碳建筑企业的罚金。（3）影响消费者低碳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是污染补偿以及选择低碳产品时的额外收益。因此从建筑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低碳交易市场机制、政府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促进建筑企业低碳转型的对策建议。     

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家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四部门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境规制与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本地环境规制程度显著受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环境规制程度越低。(2)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本地环境质量。(3)本地污染水平同时受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影响,邻地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环境污染。(4)贸易开放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和约束;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制度同构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响应——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分析

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剖析不同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对规制压力的异质性战略响应,进而从中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筛选597家上市公司,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而不倾向于选择反应型战略;（2）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企业越不会选择反应型战略,但对选择污染防御型或环保领导型战略无明显差异;（3）进一步地,政策、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成熟期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4）政府政策的不断施压使初创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偏好污染防御型战略。通过揭示规制压力、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制度同构和战略异质性二元行动逻辑的理论分析。     

环境污染与规制的博弈论分析

企业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利用市场机制已很难解决,政府规制的介入就成为一种必然.作为理性的决策主体,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博弈关系,从二者的博弈均衡时得出的最优混合策略,可以看到博弈双方行为的选择都与对方的成本收益有关;另外,政府对企业提高污染的罚款额,不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污染,环境污染具有社会成本,政府规制也具有社会成本,只有将二者降到最低状态时,才能使污染控制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收益.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