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偶然防卫的法律性质

偶然防卫是行为人在没有防卫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侵害他人的行为,偶然碰巧地防卫了自己或第三人法益的情形。对于偶然防卫之法律性质,中外学界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论争中,形成了有罪说、正当行为说、具体分析说等代表性观点。然而,对偶然防卫还应结合犯罪判断的逻辑过程和错误论角度予以分析。虽然犯罪的判断存在阶层或者先后的逻辑顺序,但不能因此否定犯罪认定是一个整体性的活动,从最终结果看,偶然防卫的侵害结果被防卫效果抵消而导致不存在结果无价值,应否定行为的犯罪性;从错误论的角度看,偶然防卫属于正当化事由前提事实错误,其原则上阻却故意,但因为其被防卫效果抵消的侵害行为完全不具有结果无价值,应当作无罪处理。     

偶然防卫——披着“防卫”外衣的非法行为

本文从偶然防卫的表象深究其本质,认为偶然防卫只不过是披着防卫外衣的非法行为。笔者在对偶然防卫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在过失罪过的情形下也可成立偶然防卫。同时在对偶然防卫的处理方式上,提出不得将"有利的违法结果"作为量刑时的从轻或减轻情节。     

偶然防卫不可罚说存在的疑问

偶然防卫的案件在实践中比较罕见,但是该问题对于区别学者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具有试金石的作用。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偶然防卫不可罚说逐渐有力。但是不可罚说在偶然防卫的概念、论证思路等问题上存在疑问,且在具体案件当中,贯彻不可罚说可能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因此,采取未遂说,在极其特殊的场合肯定偶然防卫的不可罚性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行政前科降格入罪”现象之质疑与检讨

概因刑事政策之考量,盗窃等罪之司法解释对同种性质行为科以行政处罚之“前科者”的“数额较大”入罪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该现象实质上将一个本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因行政前科而降格入罪.“行政前科降格入罪”现象产生缘于立法者基于行为无价值的立场,但是此类解释似有违刑法客观主义之立场.故,有必要坚持结果无价值之立场,视前科为责任要素而非违法要素,更为妥帖.     

利用紧急避险侵害他人法益的刑法理论分析--以“类电车难题”展开

利用紧急避险侵害他人法益,是指存在紧急避险之客观情状,但行为人主观上却存有利用此情状以达犯罪目的之意思的情形。以“类电车难题”为例,根据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得出无罪结论,根据结果无价值的立场导出有罪结论。违法性的判断,结果无价值更具优势。据此,紧急避险阻却犯罪或者是因为行为的违法性阻却或者是行为人的责任阻却,而偶然避险阻却犯罪只能是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在符合紧急避险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行为造成了生命法益侵犯的后果,并不阻却违法,而且行为人有犯罪故意,则成立故意犯罪;如果行为本身没有造成生命法益侵犯的后果,只是造成财产法益或身体法益的侵害,在仍然满足优势利益的条件下,则阻却违法性。行为人故意引起危险,以紧急避险为借口侵犯他人法益的事例,其违法性的认定在于法益侵犯事实可以归属于前行为,此认定思路与利用紧急避险侵害他人法益的情形又略有不同。     

“防卫过当”与“无过当防卫”的构成

“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刑法增加的“无过当防卫”内容,有利于鼓励人们进行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无过当防卫实质上是对防卫过当范围的限制,正确认识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在主体、对象及主观方面的不同,从而正确区分,对于正确适用正当防卫有着重要意义     

刑法中“不法侵害”评价基准比较研究——以客观说和主观说展开

对于“不法侵害”的判断标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普遍认为,只有在不法侵害真实发生的条件下,才存在正当防卫的余地（客观说）;反观英美刑法,只要防卫人有理由相信存在着不法侵害,即可进行防卫（主观说）。但客观说和主观说在处理结论上大体一致。这表明,世界两大法系的刑法理论在不法侵害的判断基准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看法。     

对“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1997年修改的刑法第20条第3款专门规定了针对一定范围内的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权,为此,刑法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就行使无限防卫权是否存在必要的限度这个问题作以探讨,指出正确认定和把握无限防卫权的必要限度,更有利于实现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     

“防卫过当”与“无过当防卫”的构成

“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刑法增加的“无过当防卫”内容,有利于鼓励人们进行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无过当防卫实质上是对防卫过当范围的限制,正确认识防卫过当和无过当防卫在主体、对象及主观方面的不同,从而正确区分,对于正确适用正当防卫有着重要意义。     

IRAC方法及其逻辑辩护

IRAC方法是当今西方用来帮助法律专业大学生掌握法律论证的最重要的法律方法之一.但是,我们认为,IRAC方法的主体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法律专业大学生,还可以扩展到法律诉讼中作为诉讼论证主体的起诉方、应诉方和审判方,使得审判更加民主化、文明化和理性化.而且,演绎逻辑并不足以为IRAC方法中的法律论证提供合理性辩护,我们还需要引入证明责任规则构造一个法律逻辑体系才能为其进行较好的辩护.     

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的逻辑必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辩证解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这是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必然选择,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必然升华,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经验性与规律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昭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由之路。这一命题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花旦老生闹新年

胡琴催,锣鼓赞,且看折子戏两段,忽而民营求道忽而陶潜庄生,手眼身法,名角儿亮范儿,起承转合,只说是,于派花旦胜过了成派老生,与否。     

太平天国治下的伶人与演剧

关于太平天国治下的伶人生活状况与戏曲演出情况,历来少有人论述;偶有提及者,也颇有简单之嫌.该文拟从时人日记杂录中的戏曲史料人手,结合今人的研究成果,在试图勾勒出太平天国治下伶人生活状况的同时,努力探究当时戏曲的舞台演出情况及其有关特征,以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出太平天国治下的戏曲面貌.     

基础主义的确证观

作为知识的一个基本要素,确证理论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所集中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确证"概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其规范性的特征;二是它与"真"的联系。一般认为,X是得到确证的,仅当它已经或至少能够通过引用一些理由来进行证明,这就涉及到作为理由的信念与被确证的信念之间的支持关系。从结构上看,确证似乎形成一个无限回溯的系列,基础主义要解决的就是确证上的无限回溯问题。基础主义这个"阿基米德"点遭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批判,当然反基础主义本身在西方也受到了挑战。     

目的论证成与自生证成 ——大卫·施密茨证成国家的两种方式

一般意义上讲,证成国家的理论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反对,证明国家的存在是审慎理性的,道德上可接受的。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在其文章\     

全球化、非国家行为体与安全研究的转型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家间战争动力已显著减弱,安全相互依赖及合作日益加强,因而协调与合作正代替冲突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在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功能相对下降的同时,全球化还推动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基于原来模式解读国际关系已越来越力不从心。多样化、多元化、复杂化跨层次安全的挑战和不安全主体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安全概念的扩大和内涵的深化,以及国际安全研究重心的转型。     

环境权的理论证成与实践探讨

作为环境法学的一个基石范畴,环境权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法律人理论范式能够证成环境权的合理性,法律人的理论逻辑可以表述为:现实世界的人—法律人格—法律人—法律权利。依此理论逻辑,法律上的生态人最终还是要落脚于权利的实现,生态人的权利在环境法上所指便是环境权。环境伦理能够恰当地论证环境权的正当性和丰富内涵。尽管我国环境权立法存在诸多不足,环境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实践价值。环境权强调对人类的生存关怀,作为一种立法理念和权利类型环境权可以促进立法完善,是立法演进的力量。     

康德论鉴赏判断的规范性及其证明

本文集中对康德美学理论中的两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关于鉴赏判断所包含的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康德认为,当我说一物美的时候,同时也要求别人同意我的鉴赏判断。不过,有人认为这种要求是一种"事实的预测",即人们实际上将会同意我的鉴赏判断;与此相对,有人则认为这种要求仅仅是一种规范性要求,即人们只是应当同意我的判断。二是关于鉴赏的证明和演绎。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对鉴赏所包含的普遍必然性要求进行过演绎,但有人认为鉴赏的基础最根本来源于认识论,另一部分人则宣称演绎只有来源于道德才能获得成功。本文在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提出鉴赏包含的只能是一种规范性要求,但这种规范性来源于康德的认识论学说,即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理论。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