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人文精神之重建——读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札记

现代新儒家杰出代表唐君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但也有缺乏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的不足.在重建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对融合科学精神已经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对融合宗教精神则受到普遍反对.唐君毅主张融合宗教精神以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需要宗教精神,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以不断完善自身.     

中国圣人神话原型新考——兼论作为国教的玉宗教

中国有一个以玉为神圣的大传统。玉在史前宗教时代,就象征着永生。这个符号体系比文字书写传统深远得多。在中国本土宗教和神话里,第一关键词不是＂神＂,而是＂圣＂。儒家建构的圣人崇拜,成为中国最大的神话。圣人以玉器为符号标志,由此线索入手,可以将儒家背后失落已久的传统还原出来。     

主体、多样、仁和、共通——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重建的未来思考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的重建将是一个多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从文明发展的趋势看,生态文明将会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而崛起。未来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的样态,当是传统宗教文化生态基础上的断续重接。总结经验,以古鉴今,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优秀因子,吸收各种文化的长处,坚持主体、多样、仁和、共通的中国宗教文化生态发展方向,对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促进宗教间、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世界间的良性互动沟通有着重要的意义。     

儒家的宗教观念与古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中国古代的宗教管理政策,主要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创立儒家时适逢古代宗教的崩溃时期,因而他对宗教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后世成为中国古人基本的宗教观。他们对各种宗教都抱一种“信而不虔”的态度,既保持一定距离,不使任何宗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又保持必要的礼敬,很少有宗教迫害事件发生。同时儒家提倡“中庸”哲学,”和而不同”,主张各种文化的“殊途同归”。应用于宗教政策方面,就表现为诸教并尊,使其在为王朝服务的轨道上发展。古代宗教管理政策方面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世俗化与宗教的未来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 ,世俗化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且对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在现代社会中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 ,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个人的私事 ;另一方面 ,世俗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死亡 ,相反 ,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全方位地为各种新兴宗教提供了生存环境 ,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传统宗教的明显复兴。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如何处理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将是宗教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论儒学的宗教性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指导 ,以对传统宗法性宗教的考察为基点 ,以孔子创立的儒学宗教理论体系和儒家基本经典为依托 ,以人文主义为主流 ,以有神与无神为两翼 ,充实当代新儒家宗教观的内容 ,探索儒学传统思想宗教性的内在发展规律 ,寻找儒学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共通性和结合点 ,凸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传承与互动: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变迁

中国少数民族现存不同类型的宗教 ,遗留有大量原始宗教成分 ,历经文化变迁 ,原始宗教主要表现为两类动态性的流变形式 :一是传承 ,指的是少数民族因文化传衍、交流等缘故 ,既使原始宗教在现有宗教中得到相对直接的保存 ,又在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藏族的宗教等过渡型宗教中得到延续、发展和引申 ;二是互动 ,它既指诸如中国上古民族与周边民族、晚近诸原始民族的共同信仰物、相似宗教活动所显示的文化碰撞引发的宗教文化互动 ,也指原始宗教文化与体系宗教文化的互融与互补 ,在我国突出地表现为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以及汉地佛道二教及其他体系宗教对原始宗教的各种影响     

论杨庆堃先生的中国宗教观

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解释。依此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两种类型,在历史纵伸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宗教的存在,认为超自然因素是中国宗教生活的显著标志。由于中国宗教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杨先生四十年前对宗教基于实证的阐释,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     

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

儒教作为国教随着皇朝的覆灭而崩溃,儒教宗教化的努力在共和建立后终归失败.但儒家精神未灭,儒教在未来有可能或许也有必要建设成为公教--公共之教(public teaching)或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教的建立需要避免三个歧途(第六大宗教、独大宗教或伪宗教),需要发扬其超验之意志天的观念,需要发扬华夏一贯的兼容精神.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人中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独特而重要的理念资源和制度资源.理念上使得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可能,制度上有助于儒家理念的传承延续,其与社会的张力程度又颇合中庸之道.     

长吉图区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初探简

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成为当代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吉图区域作为中国目前唯一一个由国家批准实施的沿边开发开放区域、吉林省最活跃的旅游产业带,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总体数量可观且类型齐全,整体知名度不是很高但品位上乘,宗教文化活动不是很多但影响较大,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将对该区域乃至吉林省旅游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民间宗教思想的结构与特点——《龙华宝经》新探

《龙华宝经》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宗教的重要经典。本文从民间宗教或民众神学的观点,立足于当时中国民众的世界观,对该部经典的宗教思想加以深入研究,系统地分析这一文献中所蕴含的的宗教文化思想。     

彝族神话史诗《支格阿龙》的宗教文化解读

从彝族神话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所蕴含的原始自然宗教信仰及其相关宗教仪式与现今彝族宗教的对照解读中可以发现彝族古今宗教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关系,由此可见神话史诗《支格阿龙》是彝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而且,由于英雄支格阿龙已经成了彝族宗教的主神,神话史诗《支格阿龙》已经成为彝族传统宗教的组成部分,因而《支格阿龙》的世代传颂对彝族传统宗教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宗教、新兴宗教、邪教、迷信之辨析

宗教作为感性的哲学已经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 ,并且成为社会通行的宗教法纪和崇拜礼仪 ,是与现代文明并存的文化景观。新兴宗教大多是对传统宗教的某种批判与疏离 ,由此而引起相当普遍的宗教纷争 ,其发展的路径是朝向极端保守与神秘主义。迷信是把偶然的现象本质化 ,对之顶礼膜拜 ,形成的痴迷与盲信 ,而邪教则是迷信发展或突变的极端形式 ,它们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往往以宗教和新兴宗教的面目出现 ,形成了颇具能量的邪恶势力     

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于是在理解中国宗教方面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扰。首先是宗教研究的基本词汇和概念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宗教"等西学词汇和概念,而且在以西方的"宗教"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时,竭力靠近西方人对宗教的界定。其次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都无法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之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解释难以确立、中国宗教研究理论难有突破。因此,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论传统宗教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定位

宗教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绕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看待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近代以来历次的文化革命,客观地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树立、铸造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体系及人文精神的空前解构,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艰难的现实处境和艰巨的文化复兴使命。宗教曾经是铸造中华民族价值体系、道德体系、民族共同行为准则的重要文化主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传统宗教文化应有一席之地,应该让其塑造公民道德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基本功能发挥出来。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研究,因势利导,开拓宗教文化发挥作用的政策空间。     

儒学五经述论

本文认为，中国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正确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从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著作开始。《诗》、《书》、《易》、《礼》、《春秋》是现在的先秦儒家创立时期的五部经典，也是后来儒家学说演进的源头。本文对作为中国儒学之源的这五部著作，分别作了鸟览式的述评，并对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化传播与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国化

基督宗教的中国化问题近年来引起热议,探讨这个问题应当以文化传播理论为前提,要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基督宗教的各个派别在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已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已经中国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后已经是中国的宗教,天主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已经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认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应当为中华文化建设出大力,但中国基督宗教仍旧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需要深度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宗教一定能够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深度融合,实现深度中国化。     

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统一——论儒学的二重性及其对徽文化的影响

儒学以商周传统宗教为思想渊源,以天道人道之思考为理论起点,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哲学与宗教二重化的道路.这表现在,孔孟既继承了传统宗教中天地祖先崇拜观念,又对其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在承认天命的同时又将其纳入人类知性的范围,在敬畏鬼神的同时又拉开一定距离,借敬祖祭祖而弘扬孝道,既主张"复礼"又树"仁"之理念.原始儒学这种二重属性规定了后世儒学的发展方向,荀子与董仲舒由于偏离这一方向而受到正统儒家的批评,程朱理学则因融哲学理念与宗教意识为一体,在更高层次上恢复了原始儒学之精神,而得以成为正统儒学新形态并获官方意识形态之优位.此优位使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理学故乡徽州尤为突出,徽州各种文化形式都表现出理性精神与宗教意识的交融性.     

儒家与宗教——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中国儒家为先秦诸家学派之一。自西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自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中国始有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将儒家或儒家学说译为"儒教",以为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但入华耶稣会士及古典哲学家却发现它是无神主义,而在关于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的宗教仪式等方面,他们仍断定儒家不具宗教性质。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则从泛宗教观念肯定儒家为中国国教。西方学者的认识存在某些困惑和误解,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与精深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性质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