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至真至谐：李商隐无题诗的审美理想

李商隐的“无题”诗以追求至真至谐的审美境界为其审美理想。它抒发本真的情感,写出了人性深处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情感波澜及人性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它以“艺术典型”的形式对本真的情感进行审美的表现,使“无题”诗的各种审美因素有机组合,形成内在血脉贯通的和谐整体。     

也谈李商隐《利州江潭作》——试与杨柳同志商榷

1980年第6期《人文杂志》载杨柳同志《如何确解李商隐诗》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评述近年来对李商隐诗的研究,选题是好的。李商隐诗是唐诗中既著名又难理解的诗,对不同的解释进行探讨,是有好处的。若能科学地评述李诗研究中的优缺点,肯定研究成果,指出不良倾向,用实际范例,提供较好的研究方法,确能促进李诗的研究。但杨文不是这样,而是简单地把他不同意的解释,都斥为“疏于考证”、“挟典藻之词,而乏实征之功”、“以‘意逆’代替‘钩     

如何确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

粉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以来,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的李商隐诗的探讨研究空气十分浓厚,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进展。美中不足的是几乎所有文章偏重分析而疏于考证,给人总的感觉是多挟典藻之词,而乏实微之功,每以“意逆”代替“钩稽”,对于象李商隐那样的具体诗人与诗篇来说,这种办法不易奏效,而且容易造成谬误与曲解。李商隐学优奥博,其诗善于隶事用典,“隐词诡寄”(张采田语),“旨趣深遥”(冯浩语),“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语),命意非仓猝可窥。因此,如要对义山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探讨,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评价,对其生平行踪进行某些考证是必不可少的。     

重复意象与创作心态——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特征分析

李商隐“无题”诗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复意象与作者的创作心态和作品的主题动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如肖像、自然、情感（悲泣）等反复出现的意象大都与怀才不遇、政治失意、环境艰险、心境悲怆等紧密相关。这些重复意象足以构成“无题”诗意象链条上的坐标或经纬。它们如同主旋律,奏鸣出一个伤感悲怆的主题,伤己、怀人、悲社会,而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则是其中的最强音。这是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的一个重要特征。     

评李商隐的爱情诗

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固然有不少佳作,然而他的爱情诗毕竟是更为著名的。要全面研究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爱情诗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技巧不能不进行探索,因为他的爱情诗正是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研究李商隐的爱情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他的诗意境迷离,加以年远事湮,资料缺少,爱情诗的对象较难明确。正如屈复所说:“……诗之文义如此,若必立所指何人何事,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①也正因为如此,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就往往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个体研究的深入与整体研究的示范──评《李商隐诗歌研究》

自宋以来,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在李商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致岑仲勉先生曾感慨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在前人成果甚丰的情况下,刘学错先生的新著《李商隐诗歌研究》不是匆忙地利用前人成果写关于李商隐诗歌思想艺术分析专著,写大部头评传什么的,而是通过对前人成果认真的总结与辨析。看到了即使有“后世治之最勤”的客观事实,但前人的准备工作有许多需要加强和补足的环节。他和余恕诚先生合作,出版和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辑注》、《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诗…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朦胧美等     

谈温李齐名

温庭筠以诗、词赋的成就,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文坛带来了生机。《东观秦记》、《北梦琐言》、《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唐语林》、《新唐书》、《旧唐书>(《李商隐传》、《温庭筠传》)等都载录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温庭筠和段成式、李商隐号称三才,文称三十六体(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载录三人族兄行第都是十六)《四库全书·西崑酬唱集提要》说:“冯武序以李商隐诗与庭筠、成式并称‘西崑三十六体,”《册府元龟·才学类》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