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蒙太奇的共性与个性

在电影发展史上,蒙太奇的地位变化是有目共睹、发人深省的。早期的电影理论把蒙太奇看成电影的美学基础,俄罗斯导演库里肖夫说过:“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实质。”①他的学生,苏联著名导演和电影理论家普多夫金也认为:“蒙太奇是一种基本的创作力量,由于这种力量,那些没有生命的照片(分散的镜头)才被巧妙地组织成为活的电影形式。”②本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战舰波将金号》、《母亲》等电影片的一举成功,人们普遍接受了把蒙太奇作为电影艺术的基础、特性、形象本性和时空结构的基本观念。后来,随着电影艺术     

蒙太奇概念的升腾——通过模糊理论看艺术结构的二重组合

一 世界著名导演,电影理论家爱森斯坦是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带头人和最早的实践者。他在实践的基础上指出:“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更象二数之积”。从而道出了蒙太奇结构的本质特征;两个不相干的镜头,根据剪辑者的意志衔接在一起的时候,便各自消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产生出“某种第三种东西”。正象库里肖夫和普多夫金联合进行     

经典时期的电影理论(下)

当先锋电影艺术运动在法国方兴未艾时，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出现了一个后来几乎改变整个电影历史的理论学派──蒙太奇学派，它的势力是如此之大、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直到如今人们一谈起电影往往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蒙太奇”（尽管有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蒙太奇”）。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库里肖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维尔托夫、杜甫仁科等，其中，库里肖夫因“库里肖夫效应”而留名于世，爱森斯坦以做舰波将金号》而垂名青史，普多夫金以其对蒙太奇理论的哲学思考和系统归纳而著称，维尔托夫则以“电影眼睛人’而闻名，而杜…     

论校勘与句读

一古书经过金石竹简缣纸的变迁,又因数千年之传抄翻刻,讹误漏阙,势所难免。刘向《别录》云:“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抱朴子》云:“书三写,以‘鲁’为‘鱼’,以‘帝’为‘虎’”。古书既然有因为传抄翻刻带来的错误,校勘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作。俞樾《札迻序》啊云:“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俞樾指出了校勘的重要性。要想搞清古书的旨趣,必得搞清古书的句     

谈先秦儒家“修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谈先秦儒家“修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王钧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先秦儒家的“修己”思想，指出：“从孔子提出‘修己’思想，到孟子作《尽心》篇以强调‘修心’，再到苟子著《修身》篇以强调‘修心’，最后到《大学》作者以无党无偏的‘正心、修身’说综合了孟苟两家...     

“蒙太奇”结构在作文中的运用

“蒙太奇”,是电影用语,剪辑和组合的意思,即把许多个镜头组织起来,使之构成一个前后连贯、首尾呼应的电影。写作学上常常借用这个术语,指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生活片段巧妙地连接起来,以体现作品主题的方法。近年来,记叙类文章出现了一种类似“蒙太奇”手法的结构。在“蒙太奇”后,缀以“式”或在前用“类似”,是因为它与传统的“蒙太奇”有所不同:几个画面不但时空不同,而且,一般地说,人物也不同,事件与事件没有任何具体的联系。天上地下,古今中外,都可入文。所有片段都指向和表现同一个主题。“蒙太奇”式结构法取材广泛自由,不受时空…     

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并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论海明威小说的电影化风格

海明威小说中的电影化风格，是以叙事、写景的客观视觉化、对话简洁生活化和对蒙太奇手法的灵活运用为重要标志的。这种风格的形成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并在《永别了武器》、《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和《丧钟为谁而鸣》等中得到高度表现。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当时电影高度繁盛状况的呼应，也是对传统文风和表现手法的一种冲击。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然”作叹词说

“然”可作叹词,本应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自从《马氏文通》在“叹字”这一节提出“《书》之‘都’‘俞’,《礼》之‘唯’、‘俞’、‘然’、‘诺’,并是应答之声”①以     

复语考略(上)

复语,是指古代汉语中连续使用两个或几个同义词的现象。正式使用“复语”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语言现象的是裴学海。他的《古书虚字集释》卷一“以”字条“‘以’犹‘为’也”款下列出八条书证,其中七例是“以”、“为”二词连用。裴氏按云:“凡连言‘以为’者,皆是复语。‘以’亦‘为’也。”复语,刘淇则称作“重言”。其《助字辨略》卷二“应”字条引杜子美诗“蓬莱足云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     

从“被‘的’化”看强化结构助词教学的必要性

“被‘的’化”是指结构助词“地”“得”在使用中被“的”挤占和替代的现象。我们随机选取《齐鲁晚报》和《山东商报》各一期,量化统计了“地”“得”“被‘的’化”的表现,探讨了原因,主张高校“现代汉语”课应强化结构助词教学。     

“比”字古义通解纠缪

《论语·为政》云:“子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集解》云:“孔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杨伯峻《论语译注》把“周”译为“团结”,把“比”译为“勾结”,注云:“‘周’是以当时所谓道义来团结人,‘比’则是以暂时共同利害互相勾结。”由于《论语》的影响甚为广大,所以人们便以为古代的“比”在表示人与人之间     

戏曲“蒙太奇”手法浅论

蒙太奇,原是法语montage的音译,这本是一个建筑学上的术语,意为构成,装配等。引申到电影方面,就是画面、音响等的剪辑和组合,成为电影的专门术语; 电影有了蒙太奇,丰富了影片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效果,不少学者认为,蒙太奇是电影所特有的艺术手段。一九八一年,陈多同志在《民族化的戏曲“蒙太奇”初探》     

学术信息

我校中文系金道行教授的《写作心理探微》一书,近期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刘锡庆教授为之作序,指出“它和《探索》是‘姊妹篇’,前者侧重于‘宏观’把握,这本《探微》却侧重于‘微观’分析。合在一起,恰成‘全璧’。     

“涂炭”的语源及其演变

郭沫若先生在《关于“接受文学遗产”》①一文中,以“涂炭”为例证,作了以下训诂: “‘无数的父老兄妹遭受倭寇涂炭’,这‘涂炭’一个词便是被乱用了的。‘涂炭’本是名词,可变为自动词。例如‘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是名词,也是这个词的起源,‘生民涂炭’则被     

夏后氏为何“尚九”

丁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尚九”;“夏后氏礼乐制度,无不纪于九”。诸如所谓九州、九鼎、九畴,等等。那么,夏后氏为何如此崇尚“九”呢?有必要探究一下“九”的本源。《说文解字》:“九,昜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所谓“昜(阳)之变”,绝非九之本义。《周易》卦爻,最初并无阳九、阴六之称。由《左传》、《国语》的记录看,“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至后人作‘十翼’,这才出现了‘九’、‘六’之称”。(刘大钧《周易概论》)而作为数字之九,则在“十翼”之前若干世纪的殷墟卜辞里就已存在。因此,许氏之说乃是以末为本。     

感情与人性,曹丕“文气”说的特性

曹丕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有重要位置，引人注目．郭绍虞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公干有选气”的“气”指“语气”。（《中国文学批评史》44页）罗报泽认为，曹丕的“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子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分册165页）敏泽认为，“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54页）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