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形成的历史轨迹及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作用

我国的回族人口仅次于壮族、满族,在少数民族中居第3位,足迹遍及各省市自治区。除海南省崖县的少部分使用“回辉话”外,回族普遍使用汉语言文字,并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宗教生活中仍保留一些阿拉伯或波斯的语汇。农村中回族多从事农业,城市中则多从事商业。他们与汉族及其它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多方面的紧密联系。     

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历史与文化特性的记忆与表达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与闽南汉族的互动中不断再创造的结果。它是泉州回族起源、文化变迁与融合、社会适应与发展、族群认同变化与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变化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泉州回族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特性的象征与表达。     

论回族对国家的新贡献

为祖国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回族在新时期也应该而且能够为祖国作出新的贡献,这些新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如义利统一、理欲平衡、公私兼顾;二是经济上的贡献如多元并举的产业理念、市场伦理;三是政治上的贡献如和谐理念和协商政治等等。     

汉语青海方言和土族语的对比

一、引言 世居青海省的六个主要民族所操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汉族,回族和藏族分别操汉藏语系的汉语和藏语,蒙古、土和撒拉族分别操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土族语和撒拉语。操着不同语言的这些民族,在青海这块土地上世代相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过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之邻省汉语河州方言区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如回、保安、东乡族的交往,相互都产生过一定影响。青海汉话的许多特点就是在     

浙江盐官马姓回族调查

回族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它与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中，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个个特别的边缘群体。回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产生的群体，著名的有云南迪庆的“藏回”、大理的“自回”、玉溪的“彝回”和西双版纳的“傣回”，内蒙阿拉善的“蒙回”和青海的“托茂人”等等。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回族与汉族的交往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受影响更大。     

历史上的山东回族经济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山东回族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在继承与发展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能够与汉族经济同步发展，并形成显著的民族特征     

刘智著作序言中的汉族作者考述

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刘智邀请王泽弘、徐倬、徐元正、景日昣、鹿祐等一些汉族官员和名士为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写序,目的是借助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在文化上的影响力,获得思想上的认可和学术上的肯定,并让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伊斯兰教思想不为教外人士所知晓的一种焦虑心情。后人在刊刻刘智的《天方性理》时,邀请乔松年写序,是因为乔松年在对待回民起义问题上持缓和态度。     

回族文化的瑰宝历史遗产的丰碑——从民族文化学科角度解读《回族典藏全书》的价值

收入<回族典藏全书>中的各类文化丛书,是从五代至民国初年回族文人学士的汉文著述.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代和近代回汉民族文化诸方面.许多著作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态度,但<全书>更多承载着回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历法和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和结构特点,揭示出回族文化变迁的轨迹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全书>堪称回族文化的瑰宝,历史遗产的丰碑.从学术意义上讲,这些汉文古籍蕴藏和反映了回汉民族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上互相吸取、互相促进,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碑.     

温少鹤与民国时期的重庆回族

回族是重庆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历史可上溯至唐五代时期的回回先民。历史上,重庆回族中孕育诞生了许多精英人物,其中,民国时期的温少鹤先生以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强大的影响力,为彼时重庆回族的生存与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使温氏家族在重庆回族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力量。     

回族地名发微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自然的或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等等)某些情况。所以,某种意义上,地名是人类发展的活“化石”。把回族与地名联系起来,探索回族聚居地地名,发现这些地名的细微之演化,这对于中国回族的来源、结构、分布,回族的军事生活和经济生活,宗教生活和宗教建筑,宗教传播路线,姓氏与人物,自然条件和风物特产的调查和研究,都会起到辅助作用。本文所指回族地名主要指涉及回族的地名。尽管它在地名的语言学如音、形、位、类等方面,同汉语差不多,但在地名社会性(语言地理的区域性、历史的继承性、时代性)上影响颇大,并形成许多具有回族特色的地名,有鲜明的民族性。     

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非常繁荣,吸引来众多的外国商人,其中阿拉伯人占了大多数,从而形成了阿拉伯人的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商人在海外贸易中举足轻重,曾控制泉州的对外贸易。宋朝政府为了管理外商,设置了蕃长。元时蕃长又称＂亦思巴奚＂。蕃长和亦思巴奚,波斯语称为沙班达尔,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波斯人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元末,泉州的...     

论宋元时期藏区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是藏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促进了当时藏区人口的发展及与周边地区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使人民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为藏传佛教的兴起和发展、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

历史上云南的外地移民 ,为西南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元明清三代 ,外省籍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对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这一时期中各朝代移民的方式、来源、民族构成等进行了系统论述 ,并对其在云南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初步分析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

军事组织体制是国家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军事组织体制与土兵制度密切相关.其土兵武装力量包括土司武装、土司部落武装、家支武装、土屯武装等四个方面.土兵的兵种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步兵、骑兵、水兵、马兵、战兵、守兵、塘兵、铺兵等.元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的员额是随着中央政府官兵的强弱和战争的多少而增减.元代土兵编制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及牌子四级.明清时期土司军队大多实行营、旗制度.西南地区土兵名号仅限于湖广土司.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元清两朝藏传佛教政策之比较

元、清两朝在统治中国西藏的过程中,都曾利用藏传佛教这一信仰来实施其统治。比较而言,两朝除了在册封名号、给予宗教领袖特权、扶植教派势力、广建庙宇等方面有着一些共同之处外,在宗教领袖权力、寺庙经济、喇嘛的管理、宗教信仰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其原因主要有社会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及施政力度等方面。     

唐宋时期金齿诸蛮及扑子蛮、望蛮、三濮的变迁与发展

唐宋时期是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的重要发展阶段。有唐一代,金齿诸蛮各民族与扑子蛮、望蛮、三濮分别从汉晋时期的鸠僚、闽濮中渐次分化发展出来而见于史载。学界对其族属源流尚有不同观点且对其变迁与发展研究不够。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金齿诸蛮主要经历了"同源-异流-同源"的发展历程,是今天傣族的先民;扑子蛮、望蛮、三濮则主要经过了"同源-异流-异流"的发展历程,是今天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其变迁与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名称的变化,更是其经济、文化、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反映,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生动进程。金齿诸蛮、扑子蛮、望蛮、三濮居地相连、关系密切,由于其分布的特殊地理区位而成为唐宋时期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的西南门户,并为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南诏国大理国的局部统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

古代北方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这样的结合导致了真正的君主专制。女真人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境内大多数汉族知识阶层人士的认同,蒙古人的元朝则有些逊色。辽、西夏、金、元等王朝非汉族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     

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在甘宁青的商业活动

唐宋时期,具有良好商业传统的大食、波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落居在甘宁青地区,他们积极参与当地开发尤其从事商业活动,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也传播了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