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

早在远古时期的旧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可见,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藏语因此也保存了许多古词,本文仅从“蕃”和“乃”字的词源探讨西藏农业起源的一个侧面,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从“蕃”看西藏农业的起源 自古迄今,藏族一直自称蕃(bod)。那么“蕃”这一称谓起源于何时呢? 近代西藏著名的历史学家根敦群培在其所著《白史》中记载:“吾等此处,以最初时在自己语中即呼之为‘蕃吉域’(蕃境)”,在《贤者喜宴》中也可看出“蕃”早在松赞干布前就已     

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

史籍所载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之事，是古代汉藏民族间文化交往关系的生动记录。本文运用多种汉藏文史料对求图之事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证，认为：一，唐代以文殊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崇拜的日益兴盛，使佛教圣物《五台山图》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二，唐蕃间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使五台山崇拜传入吐蕃：三，吐蕃占据敦煌和唐蕃“长庆会盟”，使蕃使取道灵武求取《五台山图》成为可能，而敦煌壁画中所存的四幅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图》，在形式、内容、风格上与《古清凉传》中所载的“小帐”渊源相联；四，作为汉藏两地共同信仰的五台山佛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多方考证，力图阐明求图一事的前因后果，以促进唐蕃关系的研究。     

北宋西北边疆质院、御书院略考

北宋王朝在西北边疆民族分布密集的州、军，大致皆设有质院；在蕃部宗教活跃的州、军的一些著名寺院，由皇帝亲笔赐匾额，号日“御书院”。质院是以监禁蕃部人质为手段，以防范内属蕃部的叛逃；御书院是以笼络番部民心为手段，以期安辑边陲。二院是北宋朝在西北实行的一种恩威并举的民族羁縻政策，终北宋之世，颇见成效。     

凉山州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上)

“蕃”字有众多词义,本文仅涉及民族族称的部分。“蕃”通“藩”,具有屏障之意。例如《诗·大雅·崧高》曰:“四国于蕃。”蕃字又是古代汉族对外族的称呼,例如:《周礼·秋官·大行人》曰:“九州之外,谓蕃国”。因此,“蕃”最早应是古代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不是仅指西部民旅。唐代,由于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建立以“吐蕃”为称号的地方奴隶制政权,人们用吐蕃来专称藏族。但唐宋以下,史籍     

北宋神哲时期对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

宋神宗、哲宗时期.随着熙宁、绍圣的开边拓土,蕃汉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土地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归附区社会稳定等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保障西北边疆政策的顺利贯彻,政府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西北蕃部的治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西北蕃部各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于处理西北边地各族矛盾和纠纷、打击西北缘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西北蕃部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西北地区蕃官官号考

北宋时期在西北蕃部地区酋其首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蕃官队伍。蕃官官号与北宋汉官相同,但其职责、职权范围以及品位等与汉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具有明显的民族、区域特点。西北蕃官是北宋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宋夏关系的产物,这些都可以从蕃官官号的考证中找到依据。     

从《李陵变文》看敦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李陵变文》为敦煌陷蕃时期民俗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敦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尽管民间文化对李陵更多的是同情,官方文化则更多贬斥,但充斥其间的“忠”则是统一的;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冲突在《李陵变文》中也有反映,李陵尽管身着胡服,却有着一颗尊汉之心,显然乃陷蕃敦煌民众现实心态的如实展现;《李陵变文》援儒入佛,乃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总之,从《李陵变文》可以看出多种文化在敦煌的碰撞与融合。     

北宋西北蕃市贸易述论

宋代的西北蕃市是民族民间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从北宋政府对蕃市采取既较为自由和明智 ,又有所控制和干预的政策 ,分析了西北蕃市的特点 ,以及蕃市的分布、蕃市的贸易状况和蕃商在西北边区民族贸易中的中介作用     

宋代蕃法及其向汉法的过渡论略

北宋前期,以“蕃法”处理周边民族地区的矛盾和纠纷,同时间用“汉法”,形成“蕃汉各为一法”的法律基本格局,但在真宗天圣时期,由于蕃汉民族间交往的日益增加,宋廷“汉法”治蕃部的法律意向已随之产生并日益明朗化,此后“蕃法”逐渐开始向“汉法”过渡。北宋后期,由于政府积极边疆战略的实施和对边区部族治理的深入,这种过渡或转变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并首先在西北和西南部分地区成功实现了转变,客观地反映了宋代民族法律文化的历史性发展和进步。     

《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

《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在论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立碑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吐蕃时期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相关藏文典籍为依据,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吐蕃”即“上蕃”一说质疑

关于“吐蕃”一词的含义,目前史学界说法很多。“吐蕃”即“上蕃”,是其中一种有影响的说法。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吐蕃”源自藏语“Stod—Bod”(上蕃);其根据是,藏语中有“上中下部”(stod bar smad gsum)及“上部下部”(stod smad)的习惯分法。     

试论藏戏脸谱—“巴”

一提到“巴”(′bag)。人们心目中便油然生起由泥料制成的头像图案。由此可见,在西藏出现泥制头像之前,人之全身塑象是由泥料制成的。据北京版本《巴协》(Sba——bShed)39页1行载,公元8世纪,在西藏师君三尊商议建立桑鸢寺及寺中一应陈列时,规范师问:“寺内诸佛菩萨形制取印式蕃式?”法王答道:“当务取大蕃式折。”规范师道:“若尔,请先召集大蕃民众,然后依样作蕃     

北宋后期关于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述略

从现代法的意义上讲，宋代并没有“民族法”这一部门法意义上的称谓。但是，由于北宋后期西北边区的民族众多、成分复杂，加之严峻的军政形势，时代大背景使得宋朝关于调整西北蕃部汉蕃民族关系、蕃族内部关系等的法律规范非常之多，其内容在宋代法制史籍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唐蕃交聘表(续)

公元733年(唐开元二十一年癸酉,蕃鸡年)二月,吐蕃遣其大臣属卢,论莽藏来朝,且献方物。(见《唐会要》卷97。)金城公主遣使上言:请于九月一日在赤岭分界树碑,从之。(见《唐会要》卷97,《册府元龟》卷979,《通鉴》卷213,参考《唐会要》卷6,《册府元龟》卷653,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公元 78 6年至 848年 ,敦煌处在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即落蕃官阶层。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 ,不幸身陷吐蕃 ,他们身着蕃装 ,却又心向大唐。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落蕃官出现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对这些落蕃之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蕃音新证——藏文字母第二部t■、t■h、d■和第六、第七部■、■的古音辨读

蕃音新证非指“蕃”字本身读音的考证,而是将藏文三十个字母中的tg,toh、do,6、p的读音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根据敦煌古藏文残卷和《唐蕃会盟碑》等史料证明,以上五个字母的读音与近现代藏文书面语及大部分方言口语的读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似乎一些专家学者已发现这方面的读音规则,并有大量的译文和研究专著公之于世,然未曾见到专门研究个别字母读音的文章。 近日因工作需要,捡索手头并不丰富的文献资料,发现tQ,tQh,do、幂和p在藏汉音译字词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在公元642年—762年间。较完整的要数《唐蕃会盟碑》碑文中出现的字词音译资料,除此大部分保存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     

和蕃使崔汉衡考——以新出土《崔汉衡墓志》为中心

崔汉衡曾于唐代宗、德宗朝4次出使吐蕃,两度参与唐蕃会盟,是中唐时期唐蕃交往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为促进唐蕃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河南洛阳出土的崔汉衡墓志,为研究崔汉衡的家族世系、生平仕履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利用《崔汉衡墓志》中的记载,及该家族其他成员墓志的记载,大致可以复原正史中原本断裂的崔汉衡与其五世祖之间的世系传承。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除了可以考察崔汉衡一生的仕宦履历外,也可以帮助解读在一些事关唐蕃关系的大事件中,崔汉衡所发挥的作用。     

《唐蕃聘使考》补正

顾吉辰先生在《西藏研究》1990年第二期发表了《唐蕃聘使考》一文,对唐王朝和吐蕃王朝长达二、三百年间有姓名、职衔的聘使作了一蕃搜检,不但大致地构画出了唐与吐蕃关系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有关史料作了详细的整理,材料弘实,方便了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本文作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顾先生仍有相当一部分聘使未曾收进文章,而且在文章中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史料还不够完整。本着对吐蕃史和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