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国朝代与国家治乱分合循环的解析——基于经济因子的视角

小农经济形态是中国统一专制王朝形成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在经济上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与一般均衡经济的优点.专制王朝的统治型经济是导致王朝走向治乱循环的首要因素.王朝公共产品提供的短缺是导致中国王朝危机发生的起因,也是导致中国王朝治乱循环的直接根由.公共产品短缺的直接根源却在于国家公共财政的紧张.不过导致国家公共财政紧张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社会根源却是土地的“私有”与兼并.     

论政治国家的限度

政治国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国家淹没公民社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无法形成良性结构;背离公共利益,导致“制度僵化症”,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实;权力寻租,导致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乃至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     

论中国历史上的“二世现象”

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史中存在十分突出的“二世现象”。该现象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新王朝建立后,国家政权不是“二世而亡”,便有“二世之乱”。这种或亡或乱的“二世现象”,不仅反映了王朝更迭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专制社会权力传承的一种独特类型,折射了中国政治规范的两难状态和约束乏力。此外,“二世现象”还通过史籍、谏诤作为史鉴参与中国历史演进,成为中国政治活动内在的一个因素。因此,从“二世现象”入手,探讨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传承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视野的形成

生态文明是在“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下,在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上形成的“重叠共识”;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新兴治理理论蕴含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

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李小树东汉王朝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王莽时期的天下大乱，数十年兵连祸结，留给这个新兴王朝的不仅是“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极端残败凋敝的经济，还有“群雄竞逐，四海鼎沸”的剧烈动荡着的政局①。然而，...     

从王朝“革命”到社会“革命”——“冲击-反应论”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中华文明曾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惰性、宗法社会的钳制、专制政治的高压,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而没有出现经济升级、政治变革、观念更新的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自由观念、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趋于解体,中国才实现“革命”的转换,从循环的王朝革命走向真正的社会革命。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从“非典”谈我国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

“非典”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危机事件。“非典”危机 事件构成了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并且逐渐波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因 此,构建我国危机治理机制已势在必行。笔者试从构建应对危机事件的预警和快速反应、依法行政的法治 化、媒体的信息公开化、群防群治的网络化等机制方面。谈一点粗浅看法。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社会发展中文化矛盾的历时态分析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解释系统,是社会行为的合法性标准.社会发展过程必定会伴随着某种形式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表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实质上是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所发生的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危机”.在这里,我们将力图说明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矛盾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解决的.     

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分裂叛乱——读杜甫谴责藩镇割据的诗篇

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政治诗人。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繁盛到衰落的交替时代,对当时的腐朽政治、社会疮痍和民间疾苦,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而反对藩镇的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则是杜甫诗篇中“善陈时事”,“切中机宜”的最为突出而深刻的政治内容之一。唐代开元末年,普遍设立节度使,即所谓藩镇。肃、代之交,两河诸道数十余州都     

洪秀全政治思想平议

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产生于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童年时代,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产生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作为农民革命运动领袖的洪秀全,其政治思想既摒弃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学思想形式;又不可能汲取后来才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因此,采取了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复杂而特殊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一、宗教的——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几千年来,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家,都从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去解释国家的产生,如“君权神授”、“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说等。洪秀全的国家观,如同“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一样,也与宗教观紧密相连。他说:“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     

广西忻城莫氏土司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自明代起开始了对忻城长达近五百年的统治,其间,莫氏土司深受中华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尊崇儒家“德治”、“仁政”政治伦理为其治理之道,遵循效忠王朝、仁民爱物、勤于政事、节俭勿奢、睦族匡政等土司官族的政治伦理规范,并倡导博读经史、敦行慎言、乐善改过等为其官族道德修身的基本方法,形成了颇为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很好地促进了忻城社会发展。     

社会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嬗变的促力

在科技革命条件下 ,当代资产阶级选择了“把蛋糕做大”的策略 ;同时 ,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 ,采取了一系列克服危机的措施 ,包括政治民主化、管理革命、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的建立。在新的社会政治格局中 ,中产阶级脱颖而出 ,运作模式从冲突式转向对话 -冲突式。当代资本主义对“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应看作是对社会运动的回应。     

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

继魏而起,最终结束三国分裂局面的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短促的大一统王朝。建立这个短促的大一统王朝的封建君主是晋武帝司马炎。他继承父祖余业,既适时地肇建了西晋王朝,实施了一些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又为这个统一王朝的倾覆准备了条件。可以这么说,司马炎在禅魏建晋以后,直至太康平吴以前,他还是一个勤于治政、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皇,唐太宗评其“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不为过奖之辞。但是太康以后,他“居治而忘危”,怠于政术,耽于酒色,信任佞臣,宠幸后党,日趋昏聩,从而为晋末的衰乱,埋下了祸根。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西晋王朝的迅速崩溃,与当时士族地主势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得势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本文略而不论。作者在这里要论述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居治而忘危”,宠信佞臣与后党,日趋昏聩所埋下的祸根。过去这方面的论述不多,我们这样作,目的在于对西晋短促的“国祚”作多角度、多视角的探索,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僚人事制度.在以中正定品、吏部选官为特点的这项制度中,中正根据乡论、清议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品第亦即“乡品”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然而,学术界对“乡品”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人品”、“资品”、“中正品”等.对各类称谓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人品”、“资品”、“中正品”对中正品第的内容和性质.其次,此三者具有明显的共性,即意在否认或者减低地方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是重视地方社会还是重视王朝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上的不同是“乡品”与上述概念之间形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三,南朝时期乡里社会的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当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贵族仕宦的最基本要素产生影响时,自上而下的皇权也就无法彻底贯彻.贵族一方面依附于王朝,一方面又超越了王朝或皇权,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社会的特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