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体制的变迁——以铁道部为考察中心

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体制先后经历了半军事化、行政化和市场化阶段,现在正在走向多元化。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并且一同发展至今的国有企业,铁道部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我国领导体制的变迁历史,通过它的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为当前和以后我国领导体制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 ,共产国际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对毛泽东存在着看法 ,但由于毛泽东正确地对待了共产国际指示 ,正确地处理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最终作出了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大决策 ,从而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高等学校院（系）领导体制的发展演变与现实思考

分析了建国以来高校院(系)领导体制的发展演变历程:从系主任负责制到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然后是系总支委员会监督下的以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革命委员会"负责制、系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到目前实行的党政共同负责制。解析了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内涵,认为党政共同负责制符合国情和高校办学实际,确立了院(系)党政班子在事业发展中的共同责任,体现了集体领导的特点,妥善解决了院(系)工作责任主体不清、职责不明的难题,形成了把党的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的领导体制。提出了高校实施院(系)党政共同负责制的3个现实要求:正确处理书记和院长的关系;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坚持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     

抗战时期陈独秀对民主的再解读

抗战期间,陈独秀结合抗战与建国、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民主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应实行范围最广的大众民主,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应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那些有价值的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所创造的革命业绩,有了一定的正确了解与认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并且为海外华侨华人及世界各国人民以后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观念的解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主要表现有民族观、参政观、婚育观、文化观、自立观等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反映了边区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这对今天的妇女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局部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论证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没有得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明确授权的局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另辟蹊径来论证其地位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自觉地高举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旗帜,论证了自身及局部政权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论述自己在抗日方面和民主方面的成就,从民族生存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论证了其局部政权存在的必要;反击国民党取消中共地位的言论,论证了取消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不合理。这为其局部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作了理论论证。     

抗战期间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邹韬奋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民意机关、民权、党派三个方面来论述其民主政治观。针对民意机关,邹韬奋认为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来,而不是随便由人指定的人民代表组成,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对于民权,他认为人民的民权表现为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普选权,而人身自由是无须说明的,并提出政府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以保障民权;而其政治观更具时代特色,邹韬奋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各政党的共同要求、共同利益,因此团结各党派才能集中全国力量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此就要实现党派平等,保障各党派的政治权力,并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     

浅析抗战时期党对日俘的政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俘的改造不仅仅是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凭借自身优良作风和良好精神面貌的熏染,同时采用了俘虏教育俘虏及设立日俘专门学校的方式来改造日俘。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争取了日军一部分士兵,瓦解和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事实证明,党的俘虏政策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影响深远。     

试析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持久战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及广大民众的强烈抗日要求,国民党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及执行对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这种抗战政策又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通过对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的形成、内容、特点、实施绩效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正面战场失利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内外政策调整的主观因素分析

中国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内外政策的调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中国国民党的光荣革命历史传统,内部要求抗日的进步力量,蒋介石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愿望是其转变的主观因素。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内迁人员迁入和兴办机械半机械化企业,加速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内迁产生的巨大消费量也使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     

略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特点

抗战时期 ,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学中心。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具有战斗性、大众化、广泛性、辐射性、高水准等主要特点 ,这些特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充分显示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