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本文主要分析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作用机理以及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并对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分类,以求呈现出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安排中更清晰的轮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任何社会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无论法制怎样健全也不可能代替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政治学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本文在概括分析新制度政治学对制度的理解的基础上,主要探讨在政治组织分析中的正式制度及其特性、非正式制度及其特性和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一种补充或替代的关系,正式制度影响非正式制度的运作轨迹,非正式制度也强烈影响着正式制度的政治功能;两者紧密结合时是一种补充关系,两者相分离时是一种替代关系。本文还尝试为新制度政治学的基础前景提供见解。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是导致制度实施差异进而影响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不同的区域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法律意识和政府诚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针对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加强制度创新,尤其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制度设置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中的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政治制度、婚姻制度、继承制度以及生育政策等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非正式制度中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也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有时正式制度甚至是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发生作用的。因此,应当重视通过调整制度的设置来调节人口再生产。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论我国政府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交易行为有重要影响,当其与正式制度相容时,能有效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执行,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及我国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面临大量的制度变迁,导致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一致,但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达到制度相容,提高经济绩效。     

文化产业的制度变迁及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深化四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由于固有利益机制、文化产业产权制度以及成本收益的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仍然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以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应做到坚持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相结合、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     

会计诚信缺失的制度分析及其修正

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会计的本质在于诚信。我国当前会计诚信缺失的实质是制度约束弱化，重构会计诚信的当务之急在于强化会计制度的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     

非正式称呼的交际功能

就北京地区国家部委机关公务员非正式场合使用的称呼形式,在问卷调查、实地观察以及个人访谈的基础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加以阐述。非正式称呼是一种特殊的称谓,它排除共性,强调个性,突出称呼者与被称呼者之间一种共有的和谐的特殊关系,有利于消除正式场合使用正式称呼时所要求的权利尊严、上下秩序、形式规则诸因素附加给称呼者的种种紧张与不利因素。公务员在交往中使用非正式称呼的功能具有多样性,它为不同群体提供了广泛多向的交流空间,其社会交际功能值得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群体,在交往中出现了空间转移、对象变化、交往媒介多样化及意识形态异化等新特点。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制度;加强城市新型城市文化建设;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     

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构建有效率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比较视角

在加快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农村金融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重大使命,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对激励和支持农民创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上发挥着互为补充和互相替代的服务功能。因此,建议政府在对农村正规金融体制和机制进行创新的同时,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的具体办法,使非正规金融规范化、阳光化,以便构建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服务"三农"的金融效率。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建设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各种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文章在客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侵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系列对策。     

关于我国建立福利制度的一点思考

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定义、构成要件和形成的特点探讨,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所遇到的挑战或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结构性调整的表现。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福利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并认为未来20年是中国建立福利制度的战略机遇期。     

股份合作制及其制度设计

股份合作制度是继我国农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我国城镇工人创设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它不同于职工参股的股份制,也不同于西方早期的合作工厂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企业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发展的过渡形式。它的这种独特的规定性需要正确的制度设计来体现和保证。     

文化演化与经济制度变迁

由于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相关,因此正式制度的变迁必须与一定时期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化程度相结合。经济制度的变迁也应建立在由文化演化所形成的自发秩序和人为设计的规则基础之上,如此所架构的经济制度可以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     

“经济人”假设与制度认同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最基本假定,"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但它必须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制度是规则的集合,是一系列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组成的规则网络。但一种制度框架只有经过制度认同,经过所有公民价值批判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肯和接受,公民才会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才会有基本公正的秩序。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