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其幸福感已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笔者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尊、线上和线下同伴交往均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作为心理因素的自尊与作为行为因素的同伴交往,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双重中介作用,并且自尊的中介效应强于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在同伴交往机制中,线下交往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线上交往的中介作用。由此来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可以通过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理念,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与同伴积极交往、互动。     

论作为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连接人们相互关系的纽带。信任的基础由社会条件、经济状况和世界观等因素决定,其中平均主义和乐观主义共同构成人际信任的本体。在信任体系中,并非所有类型的信任都能成为社会资本,仅有道德主义、普遍主义的人际信任才符合社会资本的条件。人际信任对社会资本的优化和民主制度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助于人们产生合作意愿和参与热情,培养宽容精神和公民认同,提升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而且有利于完善司法体系和行政制度,提高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进而促进政治昌明、社会和谐。     

基于社会网络的人际信任:一个整合的研究框架

人际信任是沟通与协作的基础性架构,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同时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更清楚地展现出人际信任建立、增强、减弱和破坏的动态性过程,使得学者围绕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信任进行广泛的探讨。通过归纳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指出社会网络内人际信任的内涵,并从社会网络的网络嵌入、关系强度、结构洞和网络结构观四个视角剖析其对人际信任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信任模式的变迁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律作为维护社会信任的主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法律信任体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要求。分析中国传统信任模式下传统信任观存在的理论基础及实践价值,结合西方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理论,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信任体系建立的必然性及其模式进行了阐述。     

社会信任水平对腐败的影响

采用1994—2008年世界9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系统考察了社会信任水平对腐败的影响。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发现社会信任可以降低腐败水平,对于转型经济体国家和其他国家这种影响不显著,对于OECD国家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传媒对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

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我们对媒体与城市居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居民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报纸媒体、电视媒体的总体性使用以及居民的媒介新闻性使用对他们社会信任的影响则不显著。我们还立足于中国传媒语境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     

福建省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福建省部分高校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人际交往的关系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人际交往在独生子女因素上影响不显著;（2）性别对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3）专业对社会支持影响显著;（4）年级、家庭居住地、父母职业对于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及人际交往的影响显著;（5）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人际交往密切相关;（6）回归分析表明,普遍信任与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能预测大学生人际交往,表明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与此相应,信任模式必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变迁,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福建省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对福建省部分高校大学生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与人际交往的关系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社会支持、人际交往在独生子女因素上影响不显著;(2)性别对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3) 专业对社会支持影响显著; (4) 年级、家庭居住地、父母职业对于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及人际交往的影响显著;(5)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人际交往密切相关;(6)回归分析表明,普遍信任与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能预测大学生人际交往,表明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影响

目的: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影响?方法:对我国6省(市)7 072名老年居民(≥60岁),使用“10 / 66”国际痴呆项目调查使用的诊断量表作为筛查工具进行入户调查?结果:360名老年人患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1%?在社会经济地位因子中,婚姻状态为独身?低文化程度和低收入是老年人患老年期痴呆的危险因素?结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高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     

就业质量、社会信任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2015年CGSS数据构建o-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农民工就业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2）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高。（3）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     

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样本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受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收入、教育与职业等传统客观指标,社会因素则分为社会交往与主观认知两方面。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当前我国的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其次,社会因素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个人因素,其中社会公平感与幸福感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