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璟传奇《埋剑记》对唐人小说《吴保安》的改编

沈璟的传奇《埋剑记》系根据《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吴保安》改编而成.作者通过“增”“衍”“删”“调”几种方法,使得戏曲无论是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还是主题思想的表达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从本质上说是与传奇生旦双线并进的体制和注重教化的审美功能密切相关的.     

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的修正

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清游侠崇尚血气之勇,但更追求忠义;有轻生死重然诺的墨家精神,但更有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做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中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     

《考工记》的文化内涵

科学史界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作者认为，不止如此，实际该书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地域色彩，官书特征，五行之说，尚六意识，遵礼定制，和合思想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江湖文化与《水浒传》

江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思想核心是游民意识,它代表着中国古代整个下层社会最普遍具有的意识和品格。江湖文化对立于正统的庙堂文化,二者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水浒传》是江湖文化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本文通过对《水浒传》的分析,从各个方面来阐释江湖文化所具有的人文底蕴,以期对江湖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司马迁与侠义精神

汉初，“任侠”成风，司马迁深受侠义精神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崇尚侠义精神，为侠客豪杰立传，二是替众多本不该遭受悲残命运的人们呜不平，三是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四是在遭受腐刑后，隐忍著书，完成了著述《史记》的大任。     

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

在《鹿鼎记》中,金庸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挽歌。历史的浪漫化可以说是所有史侠兼备的武侠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但将历史荒诞化或许可以认为是金庸的《鹿鼎记》所独有的。值得回味的是掩藏在传奇故事背后那令人揪心的切肤之感,因为在这当中,融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寂寞。     

《水浒传》里英雄好汉的侠义精神所显现的民间文化内涵

《水浒传》所展现的魅力不仅是来自不同阶层的英雄好汉各个身怀绝技,更体现了古人所希冀的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侠肝义胆的胸怀。作品中无论是英雄个人闯荡江湖的行径还是众好汉啸聚的造反,无论是日常的吃喝还是血与火的拼杀,无论是对人对物的姿态还是自我的风采,无不显现了中国文化中民间“侠义”的精神内涵和美感。     

中国江湖文化的变迁——以《水浒传》、《阿Q正传》和《兄弟》为例

江湖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水浒传》、《阿Q正传》和《兄弟》这三部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作品中关于古代、近代和当代的江湖以及江湖文化的真实描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江湖和江湖文化从古代经近代到当代的变迁过程及其基本轨迹：江湖从显形到隐形再到无形,江湖文化从隐性到显性再到“普泛化”;同时也揭示了深刻影响江湖文化发生变迁的三大因素：社会体制、民众认识和江湖文化自身的生命力。     

《霞笺记》与《西楼记》考论

《霞笺记》始以传奇剧体制敷演文言小说《心坚金石传》,易悲剧为喜剧,其得失尚需探讨。惜乎作者姓字不详。《西楼记》作者则为明末清初曲坛大家袁于令。两剧皆取材于青楼妓女与士人之离合悲欢,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晚明特定时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铸剑》的文化解读

鲁迅的小说<铸剑>是一篇描写眉间尺为父复仇之主题的历史小说;其本事源自晋人小说<搜神记>之干将和莫邪的故事;在此故事的历史演进中,情节和思想题旨皆有变化,至鲁迅才将它创造为一篇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其根源全系尚武爱国复仇为重要特征之越文化的深厚土壤;在日本,眉间尺的故事也受到广泛重视,被改写成多种文学作品;文学的这种古今中外演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亟应得到人们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铸剑》创作与国民革命的关系

由于鲁迅在思想和实际行动方面都倾向国民革命,导致他在北京的处境愈发恶劣。年轻国民党员许广平的爱情和迅猛发展的国民革命给了鲁迅以新的希望,他内心的复仇情结得以点燃。来自越地的复仇传统,身历的血的教训所凝结的斗争哲学,对自己的仇人顾颉刚和研究系的痛恨,这多重因素促成鲁迅将内在的生命观隐含于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之下,既写出了古人的精魂,又表达了对当下国民革命的真实思考。     

从《七武士》到《七剑》——武士道与武侠的文化差异

《七剑》在故事主题、七位侠客的形象塑造、斗争策略、讲述战争中的爱情四个方面参照了经典影片《七武士》。同时立足于中国的武侠文化,在侠士与村民的融洽相处、侠士的独立人格、抨击恶势力的刻画上有所超越,使《七剑》成为一部典型的武侠电影,也彰显了中国侠客和日本武士文化的本质区别。     

《紫钗记》和《荆钗记》

汤显祖创作《紫钗记》，对前人剧作《荆钗记》作了多方面的借鉴，尤在构成全剧矛盾冲突的焦点人物的设置上，《荆》剧拍出了万俟宰相，《紫》剧则推出了权力相当的卢太尉，二者在逼赘的手法及遵奉“富易交，贵易妻”的信条方面，有着广泛的相类之处．但汤显祖并未以借鉴代替创造，而是在创造的基础上进行借鉴．     

论《庄子·说剑》中天子之剑的境界哲学

超越阴阳、免于物累的天子之剑本身即是剑道境界的哲学象征,同时天子之剑的这种剑道境界已入任运自在的逍遥之域.今天,天子之剑发挥作用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其剑道境界经由习剑者的艺术创造而转化为剑术意境.天子之剑境界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须以庶人之剑闪展腾挪、击刺舞伐的身体技术为入手之处,其中的关键在于与物俱化.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数种考论与辑补

唐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作品有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李明之《衡山记》等数种。唐宋各家类书、文集注等所引又有佚名《南岳记》、佚名《衡山记》数条。此数种地记,对南岳衡山相关知识的记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诸家地记或散佚严重,或作者存疑,对此数种地记进行重新考证、辑补是有必要的。此数种地记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并且,此数种地记对唐宋以后南岳相关志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时期的《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接受考论

《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其问世不久,学界即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对其多所指摘。不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观众对学界的上述指摘不仅不予认同,反而表现出极大的观剧热情。此后,这两部剧作又继续风行舞台达300余年之久。从学理上说,古今学人对这两部剧作的批评可谓可中肯綮;但从传播和接受效果上看,这两部剧作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让人难以割舍之处。由此可见,即使这两部剧作在主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化倾向、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明显的概念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在曲词的结撰上流于矫枉过正式的俗化或雅化,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各地观众仍然有充足的理由一如既往地喜爱它们。     

王阳明《象祠记》的文化解读

龙场悟道,王阳明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全副精神用于宣讲“良知”之学,此种弘道经历,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象祠记》是阳明居黔弘扬良知之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这篇珍贵文献的重要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象祠”的缘起、圣人传统与象祠文化精神、象祠文化与阳明一D学诸多思想文化内涵。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道家文化解读

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倾注了贬谪文人的强烈的主观情感,将自然山水的审美与道家的哲学体验融合为"天人合一"的完整意境,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中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儒道互补的人格,折射出道家文化对中国文人人格模式的深刻影响及对中国文化格局的广泛渗透。     

异域人间:《搜神记》的鬼文化

本着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宗旨,《搜神记》在收录了许多虚妄怪诞之事的同时,也保存了大量远古和当世民俗中的一些巫鬼现象。《搜神记》所有关于鬼神的实录,其着眼点指向的是人间而非异域。干宝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生活、命运和感情世界,鬼女、妖女身上体现着作者的感受,也承载了古人的美好愿望。     

《搜神记》巫术灵物的文化意蕴

《搜神记》的主要内容是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这些内容包含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巫术文化。在巫术活动中要使用一定的工具作为一种沟通人神的媒介,这种工具一般被称为巫术灵物,也叫巫术实物。大多数灵物是被用于驱鬼辟邪由此而体现了深邃的文化意蕴。《搜神记》中所记录的神鬼巫术故事中运用最多的巫术实物是植物和动物。这些作为巫术实物的动植物体现着中国早期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凝结的文化蕴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人类的宗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