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唐传奇的言情模式与唐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唐传奇言情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士人与身份微贱的女子的恋爱，一为士人与神女的艳遇。它反映唐代士人面对两性关系渴望浪漫爱情时，普遍存有一种冶游心态，而婚姻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门阎意识的影响。这种复杂婚恋心态的形成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美感意识、世俗欲望在唐代的全面复苏；二是魏晋六朝社会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持续影响。     

襄阳:诗词中的唐代“艳都”

襄阳古城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呈现出较为浓郁的艳情色彩,俨然成为唐代有名的艳情都市。特定的政治因素、自然因素、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造就了这座唐代艳都,也使得襄阳之艳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意象传承下来,直至明清。     

试论唐代的“孝治”

唐王朝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其通过树立帝王“以孝治天下”的榜样形象、表彰民间孝行、强化《孝经》教育、以“孝”选人、尊老养老、以法护“孝”等举措,实践“以孝治天下”,从而谋求其统治的长治久安。     

从新刊唐代《李仲昌墓志铭》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

陈寅恪在分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政治社会史时,提出过一个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李仲昌墓志铭》与《郑氏合祔墓志铭》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安史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认识。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的范围十分广泛。中晚唐河朔藩镇的内外斗争,使得他们北走河朔之后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只是一个个案,李仲昌的仕历、婚姻以及死因之谜展现的正是唐中期以来处于变动中的河朔地方社会的一个侧面。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身处困境中的唐代文人对陶渊明桃源理想的认同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创造出的桃源世界代表着在那个特定时代生活在动乱中的人民对太平生活的普遍向往,它凝聚了陶渊明本人对理想、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与追求,也浓缩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唐代文人唱和其诗、用其典故者层出不穷,尤其是身处困境中的文人们对桃源更具企慕之情。一方面,一些唐代文人因身经战乱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那个安居乐业的桃源世界自然就成了他们内心中最真切的希冀;另一方面,当黑暗的官场、坎坷的仕途与文人们傲岸的性格、正直的人品产生矛盾时,那个风景优美、快乐无忧的桃源世界同样会成为他们的企慕之所。这些都体现出唐代文人对陶渊明桃源理想的认同之感。     

“改火说”与唐代寒食诗的兴盛—中国古代民俗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

初唐官方视《周礼》为寒食最初起源的“改火说”,消除了此前由“介子推说”所造成的寒食与儒家礼的对抗,不但奠定了寒食在唐代发展的合法基础,而且还带来了唐代寒食诗的兴盛。     

唐代儒学的新变与唐宋转型

唐代儒学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唐以后,唐代儒学在春秋学派经学观念以及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为宋代儒家的兴起作了准备。唐代儒学的这些成就,在方法上得益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内容上,则说明了儒家发展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论唐代的“言辞辩正”

在唐代,正音不再是世家大族的文化优势,而是各级官员被要求的基本素质和自觉的文化追求。以"言辞辩正"为考察对象之一的铨选制度、科举口试制度和进士科诗赋检韵制度共同组成了唐代官方语音制度体系,对唐代正音的推行以及中国汉语共同语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唐末至宋的历史书写中,语音已然成为评价各级官员的重要因素,这恰是唐代长期推行正音之后的社会文化反映。     

祭墓与踏青:唐代“清明”所展演的生命伦理

清明原指自然物象的澄澈光明,引申而为人文修养的清净明理,映现在礼乐上更成为自然与人文的共通质性,展现出清明意涵的多元丰富性。在历史进程中,更融摄寒食禁火与上巳修禊,相互挹注而成为清明节令群,同时具有节气与节令的双重意义。这样的发展,唐代是一个关键,以水流澄澈、万物滋长、繁花盛开、蜂飞蝶舞的大自然为舞台,有慎终追远的家族祭墓,郊游踏青的两性恋情,雅集宴聚的人际关系,乃至拔河、蹴踘、秋千等体能活动,无一不在演示着以人法天的生命伦理,尤可见传统节气与节令的文化意蕴。     

界限与张力：唐代女性形象的理想建构与多元共存

唐代官方统治者着意塑造贤良淑德、贞孝节烈的理想女性形象,在礼仪制度、律令格式、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为女性设定了固有的生存空间和秩序,同时干政乱政、骄悍淫妒的女性形象和狎妓宠妾的社会风貌在唐代文本中亦展露无遗。侠女异类和出世于佛道的尼冠等多形态女性形象也是唐代女性的另一弹性存在。唐代社会实态中多元差异化的女性存在反映了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冲击和调适,显示了社会生活的张力。整体而言,唐代早期对妇女形象持宽容开放自信的态度,唐代晚期女性形象渐趋保守变形。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为理想女性的德操提供了疏解路径。不同书写体系和文本记载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各有偏重。凡此种种构成了唐代多元差异化存在的女性生存空间和场景,充分体现了社会文化中温情与秩序的共存、冲突和调适。     

“春”与唐代科场试诗

唐代科场试诗频繁地出现与"春"有关的命题。这些命题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命题中直接出现"春"字,二是命题中没有"春"字,但却蕴含表现春季的意象。考生在根据命题做诗时不能只描写客观景物,还要表现出自己的学识、胸襟、抱负、品格等等。这些与"春"相关的科场试诗不仅勾画了独特的长安春景图,构建了帝都文化,还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风俗。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驳“唐代串演戏剧与梨园无涉”说

针对任半塘先生《唐戏弄》第八章《杂考》之《梨园考》谓“终唐之世,串演戏剧一事,实与‘梨园’二字无涉”一说,加以辩驳,指出:玄宗时之所谓“梨园”,实由武德初即已存在的隶属于太常寺之梨园新院解体而成,即蓬莱宫侧之左右教坊。此教坊亦习散乐,而唐代宫廷戏剧表演正隶属于散乐部。     

唐代士人出世观与入世观共同的“自我”思想根基——以言志诗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士人普遍表现出了调和入世与出世两种选择的心理,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现象,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样两种相互悖反的追求,是如何在其思想中实现结合的?通过考察当时的言志诗写作可以发现,唐人的入世观与出世观,实际上都立足于一共通的思想基点,那就是以“自我”为中轴的主导意识。他们普遍期待的出世愿景,是在人世田园中,借助饮酒等形式回归自我心灵,实现自我的适意。其对于入世的向往,也普遍淡化了家国色彩,而代之以成就自我功名的强烈诉求,且在入世受挫后,很容易陷入“不可得”的个人哀伤愁绪中。他们之所以能够自洽地实现入世观与出世观的结合,正是有赖于对此根本思想底色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