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制度改革——对苏州城镇化制度改革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是一场制度变革,涉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诸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镇化建设,在制度建设或制度变革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突破。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基础设施的资本供给阶段;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制度改革也只是经济发展的"非制度化产品",即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所衍生的"制度副产品"。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制度改革实践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具有检讨和借鉴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产业支撑和粮食安全的视角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举措。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有赖于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为其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为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但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产权主体缺位、流转行政化、经营细碎化等问题,不利于产业要素供给、农业产业化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不能为城镇化的产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有效助力。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议:以"农民参与"和"产权细分"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建设城乡统一用地市场,完善农用地流转制度,强化耕地保护制度,构建耕地承包权退出制度。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种人的城镇化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飞跃。城乡建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城市化,城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的城镇化在释放内需、促进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

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城市蔓延,形成"城市二元结构"。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人的城镇化要求城乡人口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公共服务在供给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匹配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因而,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分析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中存在的困难,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路径,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以确保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西安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探析

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综合评价法,分析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城镇化居民生活水平低、城乡差距大等问题;(2)土地整治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3)新型城镇化涉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要牢牢抓住《决定》的改革方向,循序渐进,全方位协调推进。总之,西安市要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将新型城镇化与土地整治项目相结合,加快耕地规模化经营的步伐,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的最新进展和目标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如城镇数量增长较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城市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发展方式更趋合理,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但同时城镇化也存在城市平均规模过小、集中度偏低,城市群紧凑度不高,城镇化地区差异显著,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和城市病日趋严峻等问题。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能再延续传统城镇化模式,必须坚持科学规划、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促进融合、深化改革,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从传统城镇化走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然而近些年我国在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不但衍生出诸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的交通日益拥堵、人口不断膨胀、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拉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问题,而且也出现了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缓慢、城乡二元格局不断拉大、农村的"空心化"以及留守人口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思考,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也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围绕"新"字下功夫、显成效,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进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应顺应规律、顺应时代、顺应民意,核心与方向是以人为本,以"四化同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遵循开放流动协同思路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     

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2020：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仍是我国发展的巨大红利。到2020年能否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事关城镇化成败,也牵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全局。因此,要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重点,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藩篱”;推动人口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协同发展。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

制度是制约贵州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有的制度安排已阻碍了贵州城镇化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对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制度进行创新。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和城乡融通的就业制度,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建立廉洁高效的城镇管理体制和多元化投资体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积极探索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土地流转和置换,促使人口和要素向城镇聚集,以制度创新加快贵州城镇化发展。     

以“城镇化发展”为旨归的“新村庄建设”探析——以我国东部沿海农村“新村庄建设”为例

发展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目前一个重大的发展决策,而"新村庄"建设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首要路径,因此已经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新村庄建设"不等同于"新农村建设",更不能仅仅看作是"村容村貌"的改造,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适合人居为宗旨,并要在"村庄"自有特色的基础上,以城镇的生产生活水平为指向,走一条"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也即"新村庄的城镇化建设"。     

论WTO环境下的我国城镇化进程

通过对加入WTO后对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环境变化和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变化分析 ,认为WTO的加入 ,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特别是会迅速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进一步探讨了城镇化进程适应WTO的对策 ,提出了包括逐步放开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 ,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完善小城镇管理体制、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保证人口与土地的同步转移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民族地区城乡市场结构协调发展与提升城镇化质量研究

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小城镇建设是民族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城乡市场结构协调发展可促进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意识转变.城乡市场结构协调发展可加快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提升城镇化质量.针对民族地区城乡市场结构协调发展提升城镇化质量存在的制度、产业和人才等问题,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跨越式发展,构筑产业支撑等相关建议.     

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能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从拉美国家的城镇化陷阱分析入手,认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高城镇化率、高度集中的土地问题、严重滞后的社保制度、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等衍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连续性,且难以逆转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深刻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持续发展,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是拉美国家陷入城镇化陷阱的重要原因。继而阐述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土地制度安排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对跨越城镇化陷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内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弥合裂变：佛山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拓展与经验

佛山是市场化改革较早的城市之一,由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驱动的佛山城镇化进程,相应带来城市人口的急剧扩容与城乡社会阶层及其关系的重组,使得政府如何履行服务职能和平衡公共产品供需矛盾,以及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安排能否有效调整城乡阶层关系已经上升为城市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佛山社会保障经验表明,以往关于社会保障是矫正和弥补市场经济各种缺陷的看法,应当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互补之中得到重新调整。     

城乡统筹的阶段特征与发展战略思路——以上海为例

上海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已经进入城镇化进程中的成熟期。上海的城镇化应当紧紧把握存量调整压力大、质量提升需求迫切的特点,在城乡统筹发展中要兼顾解决现实问题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兼顾强化市级统筹能力和强化区县自主发展能力,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均衡化,探索建立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着力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突破;探索构建高质量的市级基础设施网络和市级公共服务体系网络,着力在推动实现人口市民化上取得突破;探索赋予农村和郊区更大自主发展权,着力在优化市和区(县)"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上取得突破;探索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开发运作模式,着力在郊区新城和重点地区发展体制上取得突破;探索建立强农、惠农、富农的新型经营模式,着力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制上取得突破;探索建立更加合理的生态补偿和保护机制,着力在城乡生态建设管理体制上取得突破;探索建立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体制,着力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资金和制度保障上取得突破。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工作成就显著,但存在的问题仍然非常尖锐。总体上看,农田水利设施脆弱,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业投入仍然不足,农业科技支撑和社会化服务能力较弱,统筹城乡发展还存在不少障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依然滞后。突出表现在三个具体问题:一是粮食问题。我国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各种大宗农产品之间不均衡,出现结构性的短缺;粮食生产区域性特征也日益显现。二是土地制度问题。在我国,讨论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不能脱离具体国情,不能脱离发展阶段。三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问题。推进城镇化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