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制度改革——对苏州城镇化制度改革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是一场制度变革,涉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诸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领域的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镇化建设,在制度建设或制度变革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突破。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基础设施的资本供给阶段;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制度改革也只是经济发展的"非制度化产品",即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所衍生的"制度副产品"。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制度改革实践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对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具有检讨和借鉴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

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要加快走城镇化发展道路,中国现有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成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障碍之一。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加快人口集聚,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关键。在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试从加强立法,规范宅基地法律法规及产权管理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宅基地规划与审批制度,探索宅基地市场化交易机制,建立宅基地收益分享机制,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强制登记制度,整治空心村等七个方面提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策。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研究

农村城镇化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进行转移,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或城市进行空间流动。我国学术界对农村城镇化主要持三种观点:强调农村现代化;建设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强调农村功能的转变。时下,我国农村城镇化主要面临:发展整体水平低,速度滞后,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大,空间布局不合理,小城镇建设短板阻滞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困境。因此,为适应新常态发展要求,国家可从四条路径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夯实农业基础、依托第二产业支柱、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     

深化环太湖地区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研究

环太湖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正进入以全面深化改革、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全面深化发展阶段,面临着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面、进一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建设差距、与市场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文化发展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乃至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进一步耦合等新挑战、新要求,迫切需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沿着市场化、产业化、均等化、共享化、自主化、民主化、公平公正等现代化发展方向,从体制创新、农村内生发展力量积聚等方面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更高层次推进环太湖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湖北省襄阳市4个典型村的调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及其路径探索的不断深入,农村就地城镇化已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文章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并通过对湖北省4个典型农村的调研,在分析其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建议：农村就地城镇化应有序推进;增强农村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农村就业的比较利益;建立合理的农村建设投融资机制;扩大镇级政府行政管理权限,探索建立资源＂贡享对等＂机制。     

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为全面推进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内蒙古农业大学从1996年起,对招生制度、学籍管理、考试制度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确定了"以改革教学管理制度为切入点,以加强教学基本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在自治区率先实施了招生制度、学籍管理、考试制度的系列性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已基本建立健全了实施本项改革措施的运行机制,并对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上)

土地制度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依据。当前土地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分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地位不平等、土地和房产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应当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框架,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中国行政改革的制度问题及其思考

本文试图从制度分析的维度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历程进行宏观评析,其目的在于确证制度改革与创新地位的基础上,依照制度逻辑剖析中国行政改革可能存在的制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赋予了理解和解决的思考方式。关于制度问题的思考主要在"应然"层面上进行倡导,这些思考的要点建立在反思公共管理学术史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其意义既在于一种行政改革背景下的公共学术思维方法的明确提倡,更在于面对中国实践的问题努力思考解释和解决路径的尝试。因此,就中国行政改革的制度问题进行理性建构主义分析、路径依赖逻辑的评判以及均衡博弈的利益标准衡量,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不断深入研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中国人类发展奇迹(1950——2030)

中国人类发展奇迹比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更为令人惊叹。1950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极贫时代先富时代和共富时代三个发展阶段,人类发展水平先后登上了三个大台阶,是这段时期世界人类发展指数HDI增长最快的国家,实现了从极低人类发展水平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质变,将在2021年左右步入世界极高人类发展组。中国人类发展奇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四大优势,即大国优势、后发优势、道路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是世界人类发展的最大贡献者,中国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将引领实现几十亿人口的全面发展。     

对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我国土地权属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围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实践中纠纷叠起,理论上争论纷纭。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权能弱化是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对当前各种改革思路具体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走多元化”之路,行“三元制”方案的设想,以探寻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出路。     

湖北省推进“四化同步”的实践探索及政策启示——基于22个试点乡镇改革实践的考察

四化同步发展是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必然选择。通过对湖北省22个试点乡镇实践的考察,结果表明,乡镇作为推进四化同步的战略节点,镇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调与融合发展可以极大地突破原有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湖北省试点乡镇的改革创新凸显了协调配套的基本特征,通过规划引领、土地利用、资源整合、筹资机制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进行先行先试;通过关注农民诉求来凸显四化同步的价值皈依;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增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源动力。要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必须注重通过各项改革协调配套来降低改革发展成本,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来激发改革发展活力,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多样化的实践探索与模式创新。     

勇于实践 “修治”国本 关注我国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进程

土地,是民之根本,也是国之根本。对于中国来说,确切来讲,土地是广大农民之根本。所谓根,即关乎生存的话题。近些年,围绕着农村土地问题,诸如强制拆迁、小产权房、基层集体土地寻租等现象颇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在推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同时,带来了城市实体规模的迅速增大和城市空间范围的大幅度扩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与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存在的根本性体制缺陷问题有紧密关联。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今年2月15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在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上,会议提出要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改革正在释放一系列积极信号。这或许表明,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进入试水区。     

统筹城乡发展与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成都市自2008年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以来,经过了先行试点、扩大试点、建立产权交易服务体系三个阶段。其间以土地确权为基础,逐渐建立了旨在适当增加农民和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份额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表明：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政策,让农民在改革中普遍受益;坚持完善和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制,使集体成员能按照民主程序依法管理和平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演变：论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供给的必然

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可以清晰地发现,制度外供给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动员,采取"民办国助"的筹集资金方式。制度外供给造成两大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二是不公平。鉴于"三农"的天然弱势和农村经济条件,目前推行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政府仍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走向。     

改革中农村两次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以安徽为例

文章从实践结果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巩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为视角

行政审批制度作为行政机关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管理的一种手段,其设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行政效能的发挥,文章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系统探讨了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与基本情况,理性分析了顺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特色与成效、困境与对策,藉以发挥示范效应,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新中国农村60年变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亿万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站起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第一次重大变革。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完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继续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特别是在农村普遍试行村官直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村民自治,这是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一次重大政治变革。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和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兴农利农强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再一次重大变革。     

中国经营者股票期权(CESO)激励制度的发展与实践

文章分析ESO的发展趋势 ,研究非上市公司推行ESO的变通方法 ,然后总结出中国试行ESO的几种实践模式及其特点 ,并设计了在中国推行ESO可供选择的新方案     

从边缘到一体化之路——评刘峰的《新时期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研究》

<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日益强大,国民走向富裕。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47万亿元,人均GDP约5 432美元,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居民存款余额超过30万亿元,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在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水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际,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差距、阶层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

由于制度设计不足和国际安全情势变迁等原因,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的需要,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情势认定、维持和平行动、强制措施等方面.从联合国发布的系列改革文件来看,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效力范围会扩大,二是运行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三是区域办法将得到凸显.本文认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中国解决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起着维护和推进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机构重组和具体规则的修改、制定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