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万物一体”的本心之仁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思想,能更好地揭示儒家的仁爱之心。主要从人与万物、群己关系、成就自我、自我与群己四个角度来说明本心之仁的拓展。     

从内圣外王看儒家理想人格的两种类型及其衍变

从内圣外王的视域看，先秦儒家包含主体的自我创造的理想人格和主观的自我认同的理想人格两种类型，即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内圣外王。汉代儒家把主体的自我创造局限于纲常名教之内，对于主观的自我认同的道德修养也持戒备态度。宋明新儒家在理想人格上呈现出由主体的自我创造向主观的自我认同转变的趋势，并进一步强化内在德性及其超越依据。现代新儒家重视内圣外王，在理想人格的论述上受时代影响表现出推崇主体的自我创造的倾向。确立个体的独立地位，主体的创造与主观的认同相互为用，是儒家理想人格实现现代转化的必然路径。     

"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孔孟之“道”之辨

孔孟"道"即仁,下学而上达。孔孟儒学潮起潮落,当大陆低潮时,欧美"汉学家"、海外新儒家则把儒学推向了高潮。尤其是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新儒家,极大地发展了儒学。阅读他们的论述,我们却看到的是康德、黑格尔、"意志自由"、"存有"、"本体"、"自我否定"(自我坎陷)、"内在超越"等名词、术语,孔孟则犹如"失怙"之子。进一步则发现新儒家们多以"六经注我"之方式,自话自说,或把儒学引向了古希腊形而上学之传统上,或价值取向上,或上帝的"终极关怀"上。儒学的根在中国,其路径是工夫,朱子方是孔孟儒的真血脉。     

“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荀子对儒家勇观念的诠释

荀子之"勇",学界鲜有论述。"勇"作为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涉。"勇"一方面具有成物的特性,勇行强调的是追求社会性的道德生活,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又具有成己的自我实现作用,勇是自爱,能提撕行为主体以道德勇气,进而成就自我道德人格完善。荀子将勇分为"仁义之勇"与"血气之勇"。"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以耻辱之心为道德"启动装置",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护守德性生命的尊严;"血气之勇"属于匹夫之勇,受情绪、激情的驱使,它是在道德理性被遮蔽的情况下对外部境域变化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对儒家勇观念作哲学层面的剖析,有助于今人全面深入弘扬儒家勇武精神,发掘儒家勇观念的现代价值。     

《圣立义海》与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综合了中原佛儒二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气本论与缘起说并存的"二元论"宇宙论与人性论,在宇宙论方面吸收综合了儒家的元气生化论、天道观及佛教的"四大说";而在人类起源和人性论方面则吸收综合了儒家元气论、佛教五蕴说和如来藏缘起说。这种"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简议杨墨的功利境界

依冯友兰先生的四境界说,杨朱"重生"、墨家"兼爱"都是功利境界。但透过儒家对二者的批评,二者在实现"为我"目的上路径各异。杨朱"重生"是极端的自利,逻辑幼稚且没有现实性。墨家与儒家有内在逻辑和境界之别,但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时,都面临相同的治理缺陷,即制度缺位。     

“道德认同”的现代困境及其应对

"道德认同"问题内生于主体道德意识的自我觉醒,反映的是道德意识内部以及道德意识之间的深层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现代社会显得尤为激烈并使个体道德意识陷入困境:道德自我认同的内在纠葛、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同的紧张以及道德自我与伦理实体的背离。如何应对此困境,传统伦理思维和现代道德建构都将为我们的思考提供方向。     

搞好批评 清除“虱虫”

正打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庸俗政客之风时髦风行以后,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日渐式微。吹吹拍拍、自我标榜盛行,谔谔之士稀缺,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更为罕见,甚至就连一些贪官忏悔时也说"假如当时有人提点一下、敲敲警钟,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尽管贪官怨天尤人、推卸责任不值一谈,但也反映出官场放弃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武     

名分·秩序·和谐——先秦儒家名分思想的一种解读方式

在先秦典籍中,"名分"、"名"、"分"是三个具有关联性与差异性的范畴,"名"与"分"是解读先秦儒家名分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墓于以等级分殊为内涵的秩序建构这一价值目标,先秦儒家以"名"作为秩序构建的原点,以"分"作为秩序认同达成的一种价值路径.所谓先秦儒家名分思想,实乃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把握"名"与"分".基于这一视角,便可以体察到涵蕴于"名分"的一条价值进路:由分殊而和谐.而促成这两种目标之间渐进转换的中介环节是:以"二分性"为特点的"名"之双方皆能各谨其"分".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儒家人文素养思想探微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注重人伦道德的同时,也关切着主体的人文素养.儒家以"仁"为人文的根本所在,并认为"仁"之要在于"爱人".与此仁爱思想密切相关的,是儒家的礼敬思想.仁爱和礼敬共同成为儒家对人文素养的基本要求.这既有重反身而诚、重外推践行的特点,同时又因时代局限而有轻自我关照的特点.     

战国秦汉间的文学之士——对早期儒者民间活动的一种历史考察

儒学集团中侧重经典传授的一派在战国秦汉三百年间,俯身草泽、切磋文字、传道授业、守先待后.儒学在汉代初年的崛起,与儒家学派中的文学之士坚守民间教育的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儒家在创始初期即有“用世”与“传道”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其中“传道”一派以子夏为代表,注重经典教育,在民间从事以教育为职业的传经活动.战国秦汉之间被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的一批学者即是专以经学传播为职业的.文学之士的传统起源于子夏,但不必限于子夏后学.文学之士的主要特征是子夏学派开启的传授经典文献的教育活动.文学经生坚守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原则,他们对于从政非常谨慎,尤其对于为了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择手段保持极大的警惕性.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何为“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外王",并不是孔子、孟子乃至荀子曾说过的、传统的因而是经典的儒学话语,而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并言人人殊的问题.它是现代新儒学中的核心概念,表现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认同.所谓"内圣外王"是一个什么问题?可以说这有点类似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一种体味与思索."内圣外王"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内圣外王"在中国的"文化追求"、"文化理想"中,成为"人"对"此在"的一种"终极关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圆圈".现代新儒家的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作出的.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友佛而欲会通:柳宗元的佛教观

柳宗元初因个人际遇之不幸寻求精神解脱而亲近佛教,尚能持客观、友好的态度,交其徒、学其理、宣其教。后以儒家义理为主而会通之,以善说禅、以孝解空、以礼会律、以"神道设教"容纳"佛教"信仰、以"儒家祖先"提醒出家释子等,期望和平地吸收消化佛教。     

从“天理”到“人欲”,从“理学”到“实学”——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五)

一、"万物一体"之"仁"与名教纲常的矛盾两汉以后,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先后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现了中华儿女蒙眬觉醒的精神面貌,对儒家特别是对董仲舒所改头换面的儒家思想传统——一种湮没自我于纲常名教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儒家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依旧有的方式传承,于是改弦易辙,吸取佛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